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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回亞洲?

http://www.CRNTT.com   2009-02-13 07:23:35  


 
  考察亞洲的歷史變遷可發現,除了從戰前到戰時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旨在謀求地區霸權的個別國家的國家戰略外,圍繞“東亞合作”的表面化議論其實是近年來的事情。戰前,有“太平洋國際學會”(IPR)曾把“太平洋”作爲一個地理範圍突顯出來;戰後,1970年代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聯盟”構想,1989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誕生時則有“亞洲與太平洋”的概念……但這些都不是政治上的東亞概念。直到1997年,作爲亞歐會議(ASEM)組織的延伸,産生了被稱爲“東盟10+3”的框架,作爲超越地理的地緣政治概念的“東亞”的提法才日漸頻密,幷于東亞峰會誕生後開始定型化。

  “東盟10+3”機制的出現極大地拓寬了東亞地區合作的視野,對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是决定性的一步。1999年,“10+3”首腦會議發表的《關于東亞地區合作的共同聲明》,在原有東盟框架所涉及的貿易、投資的基礎上,加上了貨幣、金融的砝碼,進而又把合作範圍擴大到社會、人才培養、科技開發、文化等領域,安全保障等課題也被納入政治協商議程。

  東亞區域合作短時期內獲得如此長足的發展,直接的契機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爲避免金融危機蔓延、升級爲經濟危機,東盟國家痛感東亞區域合作之緊迫與必要性,决定邀請中日韓三國首腦參加于是年冬天舉行的東盟首腦峰會,此乃後來被制度化的“10+3”框架的雛形。與從部長級實務會談出發,後發展到首腦峰會的APEC等框架不同的是,“10+3”是從上到下,先有首腦峰會,後有實務會談。目前,在經濟、財政、勞動、農業等領域,均以定期召開的各種級別的高級會談的形式,務實地推動著合作的發展。而在諸如應對能源、環境、疫病等國際社會共通的新型課題方面,相關檢討也已超越了務虛階段,向縱深推進。

  某種意義上說,“東盟10+3”曾經引領東亞區域一體化的走向,幷將構成未來東亞共同體的內核。一個數據是,這13國相互間的貿易量,2003年便已達它們對外貿易總額的53.3%,超過北美自由貿易圈(NAFTA)的45%,接近歐盟60%的水平;而就貨幣、金融領域而言,“10+3”框架也有各國在緊急情况下融通外匯儲備的《清邁協定》等防火墻,甚至有創設“亞洲通貨基金”(亞元)的構想。這些都爲東亞一體化進程,作出了幷且還將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遺憾的是,東盟多國近年來陷入“民主僵持”,以至于連正常的峰會都無法按期舉行,而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不想中國在“10+3”機制中坐大的國家却希望擴充“10+3”爲“10+6”,幷于2005年底在吉隆坡舉行了首届東亞峰會,從而間接架空了“10+3”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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