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34:53

應該說是有關係的。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豐富，但論述上稍嫌空泛。我們滿腔熱情做的，就是用西學來剪裁中國文化；那些對於傳統中國痛心疾首的批評，有真知，也有偏見。最大的貢獻是，我們用濃縮的辦法，重新接納汹湧澎湃的西學大潮，把被人為切斷的將近半個世紀的西學發展史接續起來了。所謂“走出‘五四’”，其實是想清理我們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號是“撥亂反正”，返回哪裡？一開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後來發現，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 “五四”那一代的論述思路上。於是，我開始清理從晚清到“五四”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範式。 　　九十年代以前，學者普遍關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後，很多人轉而關注晚清。我的立場有點特別，談論“五四”時，格外關注“‘五四’中的‘晚清’”；反過來，研究“晚清”時，則努力開掘“‘晚清’中的‘五四’”。因為，在我看來，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種兼及“五四”與“晚清”的學術思路，使得我必須左右開弓——此前主要為思想史及文學史上的“晚清”爭地位；最近十年，隨著“晚清”的迅速崛起，學者頗有將“五四” 漫畫化的，我的工作重點於是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複雜性。 　　因為我始終認為，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這還不算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是“誼兼師友”。大家不要以為“五四”的時候，梁啟超他們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不再發揮作用了。不是這樣的。我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既談論“為人師表”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也涉及“橫空出世”的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匡互生等，還有就是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嚴複等人，同樣在“五四”中發揮作用。兩代人之間，有區隔，但更有聯繫，尤其是放長視野，這一點看得更清晰。他們的工作目標大體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話文、接納域外文學等，很多想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個社會轉型。因此，我更願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當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總是會有縫隙，有矛盾，甚至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和歷史舞台。問題在於，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思想/學術/文化 /文學的轉型，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談晚清的時候，我會強調晚清的意義；大家都來關注晚清，我就轉而強調“五四”的意義。在我看來，晚清與“五四”，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走近“五四” 　　其實，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五四”也是越來越遙遠了。人們對“五四”的真實面貌以及歷史場景，知道的越來越少，我們只記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曾經生機勃勃的“五四”，變得越來越符號化了。  　　“五四”複雜得很，不僅僅是革命與複辟、激進與保守、進步與倒退、國故與西學這樣的二元對立。“回到現場”，你會發現，“五四”其實是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只不過經由幾十年的闡釋，某些場景凸顯，某些記憶湮沒，今人所知的“五四”，變成某種力量的“一枝獨秀”。當年的北大學生、日後成為著名學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撰寫了《“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憶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意思是說，當年北大中文系同班同學裡面分成三撥人，一撥人做提倡新文化的《新潮》雜誌，一撥人做提倡傳統文化的《國故》雜誌，還有一撥人希望介入現實政治，辦《國民》雜誌。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今日學界對新舊文化內部的“多元並存”，缺乏了解與認知。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