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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34:53

學生運動還在餘波蕩漾，命名就已經開始了。具體說來，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上，羅家倫用“毅”的筆名，發表了題為《五四運動的精神》的文章。也就是說，“五四運動”這個詞，最早是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提出來的。事情還沒完全過去，運動中人就已經給自己進行“歷史定位”了，而且，這一定位還被後人接納，這是很罕見的。此後“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不斷地借周年紀念，追憶、講述、闡釋這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於“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並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的豐富性，才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當然，會有這麼一種情況，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潛能，倘若不斷對話，它的意義會逐漸浮現出來；但因某種限制，沒辦法對這個話題做深入的持續不斷的對話、質疑、拷打，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五四”不一樣，幾乎從一誕生就備受關注，其巨大潛能得到了很好的釋放。九十年間，“五四”從沒被真正冷落，更不要說遺忘了。我們不斷地賦予它各種意義，那些汗牛充棟的言說，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生常談，也有些是過度闡釋。說實話，我擔憂的是，過於熱鬧的“五四”紀念，會誘使各種各樣的人都來附庸風雅，導致“五四 ”形象扭曲、變形。 　　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我們與之對話的，還是“五四”。所謂的 “五四運動”，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抗議，它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雖然此後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思想的、學術的、文學的、政治的立場與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記得十年前，我曾帶著自己的學生，依據檔案、日記、報道和回憶錄，重構當年北大學生遊行的全過程。拿著自己畫的遊行路線圖，從沙灘北大紅樓出發，以尋訪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點點、尋尋覓覓，順帶講述各種有趣的故事。那次 “重走 ‘五四’路”，北京電視台還派攝影師追隨，做成了專題片，可惜播出時沒錄下來。  　　雖然每年都有紀念，但“五四”離我們越來越遙遠。希望弘揚“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張打倒 “五四”傳統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沒有真正落到地面上來。我之所以試圖重建歷史現場，目的是恢復某種真切、具體的歷史感覺，避免因過於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歷史事件早就遠去，但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記憶。沒有大的歷史視野、只記得若干瑣碎的細節，或者反過來，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沒有生活實感，都不理想。我們需要有大視野，同時也需要具體的歷史細節。 　　看待歷史事件，每代人都會帶上自己的有色眼鏡，或者說“前理解”。這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困境與宿命。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於此，很容易變得自負、專橫。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只是一堆 “文明的碎片”，我們憑借各種專業知識，力圖用這些 “碎片”來拼接、還原歷史，本來就有很大的危險性。你要是心高氣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裡，肆意揮灑自己的才情與想象力，不扭曲才怪。我們確實無法完全呈現早就失落的歷史場景，但那就應該徹底舍棄嗎？作為歷史的觀察者，我們有義務逐漸地穿越各種迷霧，走近/走進那個事件的內核，跟歷史對話。某種意義上，我們之所以 “重返歷史”，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借助這一尋尋覓覓的過程，跟 “五四”新文化人進行直接的心靈對話。這樣的 “五四”紀念，既五彩繽紛，也充滿動感，還跟每個尋覓者的心路歷程聯繫在一起。這樣的“五四”，方才 “可信”，而且 “可愛”。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已經改變論述策略，努力 “走進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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