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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憑何三任中國央行行長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這一方案，源於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內部的一份PPT報告，史稱“5•19報告”。改革遵從“先易後難”的原則，率先選取資產質量狀況較好的中行、建行為試點。 　　2004年初，匯金公司動用45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向兩家試點銀行注資。這開創了國有銀行改革的成功模式，即2003年始，四大國有銀行通過一系列國家注資、不良資產剝離、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相繼成功實現境內外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加入WTO帶來的附加值效應開始顯現，尤其在引入境外戰投環節。中國金融業持有的開放姿態，為其日後股改上市成功打下堅實基礎；在引進境外戰投的過程中，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本人得承擔起向外賣力推銷中國銀行業的重任。 　　2005年2月，G7峰會上，面對顧慮重重的RBS首席CEO弗雷德•顧德溫(Fred Goodwin)，周小川用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在現行利差制度條件下的銀行盈利前景，打消了外方的顧慮。 　　只是中國金融業的任何一場改革，動力和阻力幾乎都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隨著國有銀行的成功上市，國內關於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反對聲甚囂塵上，社科院一位學者曾直斥改革設計者為堅持私有化理念不回頭的人，“其實指導他們的行為的準則已經很簡單，那就是‘堅持私有化’，直到‘叛國’”。 　　這種夾帶某種傾向的言語攻擊，成為周小川這樣的堅定市場化改革派，十年間不得不多次面對的尷尬；只是，事實勝於雄辯，經此一役，中國銀行業脫胎換骨的變化足令民粹主義封口。 　　中國版“格林斯潘”的中國式孤獨 　　“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已變身為中國央行，並非是大家印象中的美聯儲或者歐洲央行。周小川不僅是中國央行的行長，還是全球的央行行長。”2012年4月份，來自渣打集團的一份報告足以點燃公眾的情緒。 　　是的，從2007-2012年的五年間，中國人民銀行總資產增長120%，並於2011年末達到28萬億人民幣(約合4.5萬億美元)；相反，知名度更高的美聯儲和歐洲銀行2011年末資產規模才只有3萬億美元和3.5萬億美元。 　　與之對應的，中國廣義貨幣(M2)也在過去幾年飛速增長，年均增長超過140%，到2013年2月末時，已經挺近百萬億人民幣大關。根據渣打銀行的測算，2011年，中國新增M2的規模全球占比達52%。 　　這番數據的背後，恰是2008年以來，周小川本人和他領導的中央銀行不得不面對的質疑_——中國到底有沒有貨幣超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出爐“四萬億”刺激計劃，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過度？ 　　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利弊，只不過，過去五年，周小川和他領導的人民銀行一直身處輿論的漩渦。 　　2012年年底，在財新峰會上，周小川為過去幾年的刺激政策進行了概括，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銀行配合政府採取一攬子刺激計劃的應對措施，堅持了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的政策理念，注意在危機發展演變的不同階段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 　　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周小川為200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作了辯護，“應該說，我國在抵禦國際金融危機中成績突出，經濟在全球率先復甦，許多國家對此很羨慕。” 　　“應對突發性危機時，刺激政策力度究竟要多大，是很難事前在數量上進行科學測算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信心，而信心危機的傳染性極強，應對政策如力度不大的話就很難制止信心崩潰。” 　　從周小川本人的觀點看，他反對事後諸葛的批判，“總體來講，我國應對危機的成效相當不錯，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價；也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 　　只不過，從2009年9.6萬億天量信貸投放開始，中國銀行業四年超過30萬億的信貸投放狂潮，其瘋狂擴張帶來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過剩產能等信貸風險，已經不容忽視。 　　“從行為上看，這一輪四萬億，商業銀行表現出，從經濟上非常不理智，從政治上表現得很出色。”2012年年中，在一場內部研討會上，一位退休央行官員如是疾言厲色地向一群商業銀行高管說道。 　　“我們的商業銀行極其不理智。”上述央行前高官說，“2009年1月份信貸數據出來之後，有關部門就曾召集商業銀行開會，問為什麼這麼放貸款？一季度的數據出來後，我下的結論是，中國要用三到五年時間來消化這一年闖出來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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