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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憑何三任中國央行行長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是的，從財務上看，上一輪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就已是世界第一；但成本明擺在那裡。在這位央行前官員看來，上一輪改革將近3萬多億的不良資產甩給了財政，這是財政的隱形負擔，中央銀行之所以保持這麼高的利差，很大的原因在於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要上繳給匯金，匯金要給財政買單。 　　“工、中、建這輪改革甩出去的不良資產，通過匯金上繳的利潤已經差不多對衝掉了；但上一輪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成立有8000億元的資產還掛在那裡，再加上農行的8000億元，一萬六千億掛在那裡，靚麗的財務報表背後，是巨額的財務負擔甩出。”該人士如是說。 　　一位銀監會中層也曾做過類似的分析，1949年到2007年，58年間，中國的銀行業放貸只有26萬億，而從2008年到2011年僅僅4年的時間放了30萬億，前58年貸款餘額不及後面的4年。“前面58年，商業銀行曾做過三次不良剝離，超過了3.3萬億。” 　　來自中央銀行、銀監會、商業銀行在內的中國金融體系的精英們，都已明白上一輪“四萬億”下大投入模式已是不可持續了，“不可能再幹第二次了。” 　　然而，這恰是身為中國央行行長的“困境”，這既緣於身處轉軌時期中國經濟自身的毛病，也在於中國央行缺乏決策獨立性的尷尬位置。 　　借用周小川的話說，新世紀以來，“轉軌”的發展階段特征，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面臨明顯不同的調控環境。 　　“一方面，中國人均收入較低、提升空間較大，處於起飛和趕超的較快發展階段，各方面的發展積極性很高，經濟主體容易出現過於樂觀預期。另一方面，中國仍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軟約束’的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各地方舉債、上項目的動力都很強，都希望‘銀根’鬆一些。加之中國尚在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城鎮人口占比從2000年的36.2%升至2011年的51.3%，地方政府建設發展任務較重，也傾向於融資條件更寬鬆一些，金融支持力度更大一點。”周小川分析。 　　“在過去十多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經濟都表現出了走熱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對稱特征，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 　　中國經濟在轉軌階段存在的“過熱衝動”，使得中國貨幣當局不得不更加關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並始終把防範通脹風險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從2003年開始，周小川和他領導的人民銀行就致力於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箱的不斷創新和豐富，從對衝流動性的央票，到存款準備金手段，用貨幣金融的術語說，“在金融宏觀調控的工具選擇上，目前中國採用了數量型調控、價格型調控以及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調控模式。” 　　2003年4月，在SARS疫情嚴重、伊拉克戰爭爆發等不確定性因素較多的情況下，人民銀行就創造性地及早啟動央行票據收回流動性，並成為長期運用的靈活管理流動性的有效工具。 　　2003年9月開始使用存款準備金手段，並逐步將其發展為常規的、深度凍結流動性的“中性”工具；這一手段在2010年後，成為周小川寄予厚望對衝流動性的“池子。” 　　自2003年9月起至201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36次，其中上調32次(2008年下半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期間4次下調)。 　　這背後，央行的獨立性一直成為周小川，這位中國“格林斯潘”不得不面臨的體制難題，借用吳曉靈的觀點說，“央行連具體操作都沒有任何自主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換句話說，將宏觀調控爭議的板子打在央行身上是有多不合理。中國央行缺乏獨立性。而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那裡，聯邦儲備委員會僅需對國會負責就可以了，即使總統亦無權越過國會對其發號施令；而德國則幹脆將聯邦銀行的地位寫入憲法，央行行使權力不受政府干涉。 　　即便如此，過去十年，周小川在貨幣調控方面的努力依舊值得信任。 　　從數據上看，過去10年內，中國經濟基本維持了“高增長、低通脹”格局，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統計測算，2003年至2012年這10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高達10.5%，顯著高於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9.9%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10.3%。2003年至2012年這10年間，中國年均CPI增速僅為3.0%，顯著低於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6.5%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7.8%。 　　“儘管過去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與中國更緊密地融入全球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較快增長有關，但同時也離不開貨幣政策操作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張明在其專欄文章中如是寫道，例如，在國際資本不斷流入中國的背景下，央行通過實施衝銷政策，成功地遏制了資本流入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加劇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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