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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美國對等關稅與中國東盟經貿結構轉型

http://www.CRNTT.com   2025-09-28 00:07:49

一、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演化的歷史邏輯與制度動力 　　1.雙邊經貿的歷史演進與互補邏輯 　　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不斷深化，是發展中國家努力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爭取自主權的重要案例。冷戰後，亞洲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10年正式啟動自由貿易區，逐步構建起替代歐美主導的制度框架。其基本原則是風險共擔、要素互補：中國的技術標準、科技實力和製造能力可有效推進東盟的工業化發展，同時，東盟的豐富自然資源和年輕人口也能契合中國產業轉型與升級的需要。自貿協定正式啟動後，雙邊貿易逐年增長，從2010年的2355億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98234億美元，年均增長7.5%，體現了東盟與中國的互利共生現狀。 　　然而，美國的“去風險化”戰略之下可能使這種經貿合作框架面臨雙重鎖定效應。一方面，東盟將被固定在價值鏈低端，而另一方面，受到霸權邏輯的壓制，中國也難以充分釋放區域協同潛力。①長期以來的中心—邊緣體系使得前殖民地經濟體長期處於價值分配劣勢，而美國單邊關稅與技術壁壘則將階段性貿易差額進一步扭曲為結構性的貿易失衡。②2022年以來，美方壁壘導致東盟對華出口增速回落，而中國對東盟高附加值產品輸出持續增長，造成了部分成員國逆差擴大與產業承壓，這種階段性波動凸顯了外部衝擊的傳導機制，也更加印證了超越霸權依賴的重要性：區域失衡並非內生缺陷，實為外部的美國系統性輸出制度性風險的後果，唯有提升“規則—技術—金融”三位一體的區域自主韌性，深化協同創新、強化產業升級、加快規則協調與金融支持，才能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區域價值鏈升級，避免南方國家淪為霸權規則的犧牲品。 　　2.雙邊經貿合作的結構困境與制度動力 　　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與區域自主訴求的制度性碰撞，是造成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原因。儘管雙方互為重要市場，但在美國主導的價值鏈影響之下，東盟成員國內部出現了顯著的分化。比如印尼、馬來西亞等資源出口國長年對華保持貿易順差，③而越南、泰國等製造業導向型國家則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④究其根源在於美國塑造的“亞洲代工模式”，將東盟正常的轉口加工貿易定義成“關稅迴避”，為區域合作製造障礙，造成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失衡。在產業合作與競爭方面，美國又利用“安全化”敘事策略，將雙邊的要素與產業優勢互補描述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試圖將互利共生扭曲成為零和博弈，其後，美國更是通過排他性的國際機制，將正常的RCEP升級污名化為所謂的“規則替代”，煽動和放大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慮，以達到破壞合作、遏制發展中國家制度探索的目的。然而，在區域一體化持續深化的關鍵階段，衹有探索出一條構建區域內各國的差異化發展和多元合作機制的正確路徑，才能有效打破依附性發展和競爭失衡的局面，衝破美國霸權對全球南方國家正當發展權利的系統性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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