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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家事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聲中,我加入了青年遠征軍,抗戰的同時一心借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呆了十個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傳到營地當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聲響徹雲霄。

  在貴州時,我通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通過重慶,轉到新華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將我的長信轉給在延安的父親。遵照何其芳指點,退伍後我沒有回鄉,而是帶著他的信立即趕到南京,在梅園新村與中共辦事處取得了聯系。那時我住在表哥家。一個酷熱的夏夜,我正在樓下乘涼,忽然看見大鐵門外一西裝革履客人直奔我打聽表哥。我們倆互相看著,雖然分別了11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我很興奮地拉著他的手進了樓門,上了樓梯,還有兩位同樣紳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來。在樓梯拐角處,他停住腳步把我拉近身邊問我:“你就是艾若嗎?”“是啊!”父親很高興,他立即回頭介紹:“這位是潘梓年……”我只顧向樓上喊表哥快出來。

  我後來知道,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教授、專家共20人訪美,其中包括來自解放區的歐陽山尊和父親等四人,父親是共產黨這邊的團長,這一次是來南京辦簽證的。我們父子倆個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父親讓我趕快回益陽把兩個弟弟帶出來,北上與他會合。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裡,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著,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著馬打著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6歲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幸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系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幹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岳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岳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滿水管子的地下室裡,潮濕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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