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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現代國家建構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一、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文化與政治是國家建構中的兩種動力,主要批評一下中國國家建構當中綿延已久的文化或者思想文化的決定論,要批評這樣一種基本徑路,而這種基本徑路,和五四時期,在1952年批判運動和在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治轉軌到十字路口時都變成主導的國家建構文化思潮,對此我們要做一個清理。

  二、現代國家歸屬的三種文化類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離;第二,由教化主導到理性建構;第三,從抵抗政治到政教張力。核心主持人已經介紹了,主要談英、美、德、法、日、俄包括意大利他們建立現代國家如何凝結成了一個文化與政治互動的現代的積極的並且是理性的現代結構,推動一個現代理性國家的構造。跟著我要分析的兩種扭曲性的文化類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阿拉伯國家。當然有一個引子,即亨廷頓《文化衝突》裡所設定的儒教國家和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他們聯手。我不承認他們這種聯手,但在國家文化類型裡阿拉伯國家和中國代表著兩種運用文化因素來推動現代國家建構的扭曲形態,我們來分析這種扭曲是怎麼來的。

  三、分析文化與政治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交互性影響。這個交互性影響我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決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絕那些以談論思想文化問題來偷換我們對現代國家建構當中政治問題的企圖。這種企圖左左右右的人士中非常普遍,不談我們現在國家建構裡為什麼要分權制衡,為什麼要多黨政治,為什麼要輪流執政,這些問題不談,說這些是西方文化的東西,不是中國文化的東西,一下就把現實問題偷換成文化問題。我的分析是堅決杜絕這種企圖,不要把政治問題、建構問題虛化為文化問題。

  四、為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這裡面我要特別分析古代史意識形態和近代史意識形態對於中國進行現代國家建構造成的雙重重大制約。經過茅海建對鴉片戰爭的重新研究指出鴉片戰爭乃是一個虛構,根本沒有三元裡抗英鬥爭,而是一個歷史性的故事重述的結果,目的是張揚愛國主義,解構了近代史意識形態。近代史意識形態解構後我們會發現中西文化衝撞時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故事結構已經沒有成立的理由,因而大家都可以在近代史的反省上認為中國要走上現代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民主的民族國家,這個我們都承諾了。但由於我們古代史意識形態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包括已經顛覆了近代史的意識形態,即在反帝愛國主義意識形態這樣的叙述,領袖級學者還堅持古代皇權專制的古典專制國家,因而拒絕去挖掘我們古典國家當中具有現代文化支撐意義的限制權力的政治思維。最近在秋風、袁偉時、易中天等學者的辯論中,有一個重要的假設:秋風的錯誤假設是在於思想文化能直接解決問題;袁偉時是我的老師之一,我很尊重他,但不得不指出,袁老師解構了近代史意識形態,沒有解構了古代史意識形態,還是由郭沫若等一批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歷史學者建構起來的古代專制和現代民主的對立結構,來說明我們就是要告別古代政治文化才能建設現代政治文化。因而把古代史說得一塌糊塗,其實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塗,也非美輪美奐,但它的文化積澱在三千多年的歷史上確實帶給我們要聚集現代國家建構重要資源的深厚積澱。這個深厚積澱一旦通過理性清理,將對我們建構現代國家發揮重大的動力作用。所以這個意義上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聚集文化資源需要深度清理。1840年以來,我們為了抗擊帝國主義侵略和為了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國家,注意一個是對外抵抗,一個是對內重建,這兩種力量導致了我們深刻歷史誤會和文化偏見。

  現在我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分析,盡量簡短,最後會留下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做一個互動,請各位批評、質疑甚至痛斥。

一、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文化與政治在現代建國當中作為兩種動力的歷史狀態的分析。首先我們要強調的是審視現代國家,由於長期以來把現代國家當成經濟新生力量運行的結果,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導致的政體變革,因而現代國家建構審視的角度是有偏頗的。換言之,經濟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可以說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造成了極其重大影響。大家知道德國貢獻了兩個對現代世界具有最深刻影響、對現代的自我理解發生最深刻、廣泛而持續性的決定性影響的馬克思、馬克斯:

  一個是創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卡爾.馬克思,卡爾.馬克思有偉大的貢獻在於他發現了物質力量尤其是經濟力量在人類政體演變當中的強大動力作用。強大到什麼地步?因為它把人們的利益推動變成了一個現實理由,而以這樣的一個現實理由替換了曾經遮蔽在神聖天幕或遮蔽在“君權神授”的現實天幕當中的政治虛無幻象徐徐拉開,讓我們看到了在人和神面目下掩蓋著中世紀政治,讓我們看到在神和人關係掩蓋下的權力運作的正當性原來是受經濟利益支配的。卡爾.馬克思最偉大的貢獻在哪裡說也不為過。但卡爾.馬克思沒有真正看到一部人類史,儘管經濟利益、經濟生產方式對於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國家的基本思維發生深刻影響,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並不能夠被溶解到經濟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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