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國家主席透過谷內外務次官和戴秉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綜合政策對話，理解及贊同安倍首相的戰略構思，並以安倍首相正式訪華這種形式加以接納。長期持續地發展經濟及維持社會安定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來說是最優先的課題，所以胡錦濤國家主席為了適當地加以專注這個課題，而作出了這個構案與日本穩定關係不可欠缺的戰略性判斷。
日中兩國首腦做出這種戰略性大局判斷，因必須要對一向以來的原則性立場理念做些調整，所以這也可以說伴隨著國內的一定風險。在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沒有言明「不參拜」的情況下，胡錦濤國家主席承受了重開日中首腦會談的風險。而安倍首相亦因為調整了對華外交姿態及有關歷史問題的一貫主張，而招致自民黨內部分保守派的有識之士的批評。安倍首相對此作出了回應。他說：「我認為中日韓首腦伙伴建立可以率直對話的信賴關係才是最重要的。……我甘願接受批評。」他以自己的責任擋住國內的批評。顯示出這種決意及氣量的日中兩個首腦，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是應該得到高度贊賞的。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國內有部分人士仍然質疑日本的戰略性思維提出慎重論，不得不說是令人嘆息的。
看到這種事態，筆者不得不回想起在2004年，儘管黨中央領導人對台灣政策作出了戰略性調整，但當時仍有很多中國官方人士、學者跟不上黨中央的大轉變。在2002年當時有人提出所謂的「對日新思維」主張，部分中國有關人士吐露出「為什麼在日本沒有人提出『對華新思維呢？』的不滿。」但是現在儘管日本方面主動地提出了戰略的思維，但是中國方面的反應卻是遲緩的這一情況，又應該如何理解呢？
透過日中兩國領導人作出戰略性決定而得到改善的中日關係，是極之來得不易的，仍然是脆弱的。日中兩國的有關人士該好好珍惜日中關係的變化，不斷反覆努力把它提高到不可以走回頭路的層次。新時代的「戰略性互惠關係」並不是光靠高喊「日中友好」，來全面壓制「非友好」觀點立場而可以達到的。這需要從長期的大局視野，擴大符合兩國利益的同時，透過對話以達致調整國家利益的差異，比起以前要更有耐性地毫不鬆懈地經營。東海問題、北韓核武導彈問題等都是現今要面對的困難課題。日中兩國是否可以真正建立戰略性互惠關係，要靠著兩國的有關人士，是否可以正確而全面地理解兩國首腦的戰略性思維及能否將它付諸實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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