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翁照垣憤然離開十九路軍。經李璜引薦，翁照垣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軍第一一七師師長，其中下級軍官也多為青年黨員。長城抗戰中，第一一七師轉戰冀東盧龍、遷安、豐潤、玉田等地，所部營長、青年黨員胡鐘麟在馬蘭峪戰死。
至於在政治方面，參加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投身戰時政府，推動憲政，都活躍著青年黨的身影。因為涉及到“抗戰期間是否要憲政”的論爭，不易說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贅述。
相對於青年黨的實力，這些作為已然是竭盡所能，無論規模大小，成敗如何，作為後人的我們都該拿他們作為國家英雄來祭奠和懷念。有的論者說1934年後，青年黨的抗日活動基本停止，說他們不再抗日，而專門反共。這些論點還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後，青年黨已經加入到國民政府，將自己的抵抗運動納入到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當中，既然擁護政府，那麼與政府步調一致，不再獨樹一幟，便是順理成章。否則，政出多門，軍令不一，難免出現“事變”、“摩擦”之類的事件。在國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中的青年黨員一直在戰鬥，只不過，不再是以青年黨為標榜罷了。其二，青年黨自從提出團結禦侮的口號之後，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在抗戰結束之前一直是團結，而並非攻擊。一直到抗戰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黨第三次省市幹部大會上，一些骨幹要求進行徹底的反共工作，卻沒有被大會通過，大多數青年黨領袖仍然秉承相忍為國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黨的作用極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黨和其他黨派與共產黨積極聯繫，尋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中國國家社會黨抗戰紀略
相對於青年黨來說，中國國家社會黨的規模雖小得多，但影響卻並不遜色。雖然其正式以“國家社會黨”為黨名活動應該算在1934年，但歷史卻可追溯到清末，其領導人均為社會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務委員為張君勱、張東蓀、湯鄉茗、羅文幹、陸鼎揆、諸青來、盧韓昌，執行委員則有梁實秋、梁秋水、徐公勉、黃炎培。
國社黨所遵循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在強調愛國的同時，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弊點”，從而推行“漸進的社會主義 ”。張君勱一貫“反共”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同時進行。於是，國社黨也如青年黨一般，既被共產黨敵視，又為國民政府所打壓。北伐時期，北伐軍占領上海，立即封閉國社黨創建的吳淞政治大學，張君勱也曾被國民政府綁架，以至於一條腿受傷，終身殘疾。
在抗戰爆發時，國社黨的黨員據他們自稱有1萬多人，在全國除陝西和甘肅之外均有黨部，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四川等省規模較大。但作為黨魁的張君勱雖然是憲政專家和學者，卻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和政黨領導人，在提高本黨聲望和力量方面並不在行。如青年黨一般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從而進行抗戰，國社黨力有未逮，因此，國社黨的抗戰主要是在政治層面。
所謂政治層面，國社黨的作為主要為兩點:其一，促成中國的政治統一，各黨派團結，一致抗日；其二，積極推動國府行憲，實現戰時憲政。
1938年4月13日，張君勱以國社黨代表身份，致信蔣介石與汪精衛，言道:“……同人等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願為公等確實聲明者也。更有進者，方全民族存亡，間不容發，除萬眾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表達了放棄以往政見和恩怨，服從政府，一致對外的態度。
七七事變後，張君勱作為國社黨的實際領袖，參加了國民政府組織召開的廬山談話會，後又帶領國社黨參加了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
至於推動戰時憲政，功過是非，實難有個中肯評價，但其出發點絕非借國難而發展本黨在朝勢力。張君勱其人，極有原則與操守，即使是參加抗戰後所召開的 “偽國大”，因為對政府對憲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職務，還拒絕民社黨（國社黨和民主憲政黨後合併為民主社會黨）人接受內閣部長職位，僅僅派一人充當行政院政務委員，可見其並非爭權奪利之人。推動戰時民主憲政的原因，是認為只有憲政與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國人心，集合全國力量一致對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