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中必反與反服貿運動
儘管多家民調機構所做的多次民調數據均顯示，台灣民眾對民進黨在兩岸議題最不滿意的表現是“逢中必反”，但民進黨卻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逢中必反”不僅是慣性思維，也是慣性作為。作為觀察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的重要指標，兩年多來，民進黨“逢中必反”的行為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再次扛起反服貿大旗，並成功培育、操控“太陽花學運”，把“逢中必反”的戲碼表演到了極致。
民進黨對待兩岸商簽ECFA的表現讓人記憶猶新。2009年ECFA簽署時蔡英文率領民進黨眾口一詞地反對，說“ECFA是糖衣毒藥”、“ECFA會讓台灣產業完蛋”，還說要發動“反ECFA公投”，2010年卻改口說“上任後會延續馬當局政策”，臨近2012年大選則表態“會概括承受”、“執政後絕對不會廢除ECFA”，因此陷於“昨是今非”與“昨非今是”的矛盾之中，成為大選落敗的原因之一。然而，民進黨並未吸取教訓，2013年6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民進黨又按照原來反ECFA的劇本，再反“服貿協議”。
民進黨一方面開動抹黑抹紅文宣混淆視聽，施放片面混亂的錯誤信息，故意誇大不利衝擊，將互惠互利的兩岸服務貿易冠以“賣台”惡名，宣稱“中共可能用國家資源來殲滅台灣”；利用一些傳統服務業的擔心疑慮，宣稱“服貿協議”開放涉及商業、通訊等多種行業，受影響的從業人數高達五百萬勞工，誤導民眾；攻擊簽署“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沒有產業評估與不照顧人民，違反“民主程式”，製造民怨。另一方面，在“立法院”使用“拖”字訣，先是利用朝野協商要到了對“服貿協議”進行逐條審查，然後是故意拖慢“公聽會”進度，再後是以霸佔主席台方式杯葛開會，運用各種招數阻止“服貿協議”審查過關。“立法院”開會審議“服貿協議”前一周，民進黨加大動員力度，“立院黨團”召開黨團大會，備戰“逐條實質審查”，蘇貞昌選擇中藥公會、洗衣公會、汽車公會及出版公會等利益可能受影響的產業座談，呼籲各行各業一定要站出來，“自己的飯碗自己顧”,擋下“服貿協議”。民進黨的上述作為，正如時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劉世忠說，“學生佔領‘國會’之前的醞釀期，民進黨用少數人力盡可能阻擋國民黨強渡關山，為服貿議題進行有效激發作用”⑧。民進黨一手推動經濟議題泛政治化與非理性化，客觀上培育了學運發生的氛圍。
3月17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爭吵聲中逕自宣佈“服貿協議”視為已審查後，18日民進黨青年軍帶頭發動了所謂“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訴求“反黑箱”、“反服貿”。翌日，民進黨中央即推出電視、廣播廣告與文宣小冊子，並不斷通過新聞稿、國際記者會呼籲不得動用員警權傷害學生，否則全民總動員包圍“立法院”。蘇貞昌抨擊馬英九是形勢演變始作俑者，也是最大亂源，其他天王也通過電台、臉書等對馬大加撻伐，為其青年軍領導的學運護航。20日，學生代表召開記者會，提出三點要求，一是“立法院”確定“服貿協議”通過無效，二是馬政府退回“服貿協議”，三是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前不得與大陸協商或簽訂任何協議。此後，學運訴求不斷加碼，從反對黑箱操作、退回服貿、到先立法後審查、重啟談判，再到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迫使馬政府不斷讓步，事態卻一直不能平息。民進黨則因勢利導，推波助瀾，成功地開闢了反服貿第二戰場，並最終達到了擋下“服貿協議”的目的。
如果說2008年以來民進黨“逢中必反”的所作所為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過是螳臂擋車，此次反服貿運動則對今後兩岸關係產生了立即和深遠的影響，不但遲滯了由兩岸簽署相關協議帶動兩岸關係不斷前進的腳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可能由此進入盤整期。只是這一“勝利成果”同時也強化了台灣民眾與外界對民進黨“逢中必反”的既有印象與認識，更加證明民進黨短期內根本不願也不會推動兩岸政策轉型。
民進黨兩岸政策難以轉型
民進黨堅持“台獨”立場、堅持“一邊一國”定位、堅持“逢中必反”的做法，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趨勢背道而馳，對台灣有害無益，也不利於自身的發展，明顯是錯誤的、不切實際的、也是沒有前途的。從長遠來看，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非轉型不可，但是，在現實的台灣政治競爭和民進黨內部的派系傾軋中，多種因素交相作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一時難以實現轉型。
首先是民進黨不願承認“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這是阻礙轉型的根本原因。儘管國際環境與兩岸情勢已經表明，所謂“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這一“法理台獨”的目標不可能達成，陳水扁當政時曾公開承認“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前主席蘇貞昌也公開表示“民進黨不會回過頭來再搞台獨”，但民進黨卻始終固守“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不變”，不願撕下“台獨”的標籤，堅持以此與國民黨區隔。黨內主流意見認為，由於在只有獨立與統一兩個選項的情況下，台灣人民支持獨立的比例高達七成以上，所以民進黨的“台獨”基本立場得到高度支持，是民進黨的強項，民進黨可以不用調整。蔡英文更認為這是民進黨的最大籌碼，是民進黨的資產。
民進黨把台灣民眾贊成維持現狀都臆定為贊成“台獨”，並由此進一步認定“台獨”的正當性，自我陶醉於堅持“台獨”的政治正確。基於這樣的認識，自然不能放棄“台獨”，不應“凍結台獨黨綱”。在論述上，民進黨也迫於現實不再強調“建立台灣共和國”，轉而表白“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未來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的2300萬人自行決定，此乃現階段台灣人民的最大共識”⑨，也是暫時收起“法理台獨”，突出“一邊一國”，用所謂的“台灣共識”自欺欺人，繼續維護“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不變”，堅持“台獨”不動搖。
其次是民進黨對轉型患得患失。基本教義派視“台獨”為“神主牌”，認為民進黨取得執政地位不能以犧牲“台獨”理想為代價，也就是為了堅持“台獨”寧可不執政，而如果“台獨”成為民意主流，堅持“台獨”的民進黨自然就會取得執政地位。同時，黨內也有不少人認為，作為一個政黨，“執政是最低的道德”，不能執政就不能落實黨的主張，包括“台獨”。為了重新執政，必須大膽地變革，兩岸政策必須轉型，因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是最大罩門，如果2016年大選民進黨還停留在2012年的兩岸政策，註定沒有機會。謝長廷最為大膽，主張民進黨需調整兩岸立場，讓“台聯”去佔據統獨光譜的另一端，民進黨則向中間移動，以最大限度地爭取中間選民，突破過半支持率，取得執政地位。
但是，多數主張變革轉型者，卻不同程度地抱持“不變有危險，改變有風險”的心態，擔心事與願違，兩頭落空，不但未爭取到中間選票反而導致原有的鐵票流失。台南市長賴清德就指出，“台獨黨綱”關乎民進黨是否有機會去“完成最後一哩路”，拿掉“台獨黨綱”以後會減少多少哩路，“這個加減必須要去看清楚”⑩。主張變革轉型者因為拿不出證據去證明兩岸政策轉型具有趨利避害或利大於弊的效果，面對基本教義派強力反對，並不敢高舉改革旗幟，而是辯解調整是為了與對岸“周旋、攪和”，只是“權宜之計”，甚至“凍獨”提案人特別申明提案並非“放棄台獨”，而是“保護”台灣獨立的立場，明顯底氣不足，主張轉型的力道自然不強。既然轉型與否抉擇如此困難，那麼一動不如一靜，還是堅持“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不變”比較安全穩妥。謝長廷雖然很努力地推銷其主張，但還是屬於黨內“相當非主流的意見”，難被接受。
再次是民進黨內普遍抱有兩岸政策不轉型也能重返執政的樂觀與僥倖心理。在馬英九的聲望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十幾，國民黨執政每況愈下，同時馬與王金平又勢同水火，國民黨內部裂痕難以消彌的狀況下，民進黨年底“九合一選舉”的選情看好，黨內上上下下對2016年重新執政信心滿滿，認為只要持續加大“反馬”力度，使馬英九在剩餘的任期內一事無成，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上得不了分，民進黨兩岸政策即使原地踏步，也能打敗國民黨。這就是民進黨不惜把“逢中必反”發揮到極致也要擋下“服貿協議”，而且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卡死在“立法院”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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