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們的具體做法是，首先由村兩委提名，村議事會同意，從退休的黨政幹部、教師、司法工作人員、農業技術人員等本土人才當中，選擇若干的人士來擔任村裡的法律、農業、建築、文藝等方面的咨詢顧問，組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土專家團”，為村裡的社會經濟發展出謀獻策。每當村裡要就重大事項進行決策時，這些咨詢顧問就會受到邀請，參加議事會，他們在會上必須發表專業性意見，但是不能參與表決。自這個“土專家團”成立以來，他們在優選農業生產資料、改進農業基礎設施等具體工作上發揮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為村裡確實減少了不少的公用資金。而且，據了解，這套機制也逐步走向成熟，在清流鎮治下的不少村莊都得到了推廣和應用。
以上三種模式的智庫儘管類型各異，特點不一，但是他們都在為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這三個地方的實踐實際上也表現出三個共同的特點，它們分別是：
其一，在面對工作壓力、困難和問題時，他們都選擇了通過成立智庫來尋找支持，表現出對智庫的自覺尊重和應有信任，這也是很難得的，可以說也是比較理性的一個選擇，比較有現代化痕跡的一個選擇。
其二，在建設智庫時，他們都選擇了通過整合本土資源來解決問題，表現出對本土智力資源的高度重視和充分利用。我們知道，基層地區專業專職人士，尤其是高端人才是相當缺乏的，但是它本土智力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只要我們去善於挖掘。因此在基層微智庫建設過程當中，我們必須要改變一味地依賴外腦的做法，改變那些又費時、又耗錢的做法，認認真真的把眼睛放在怎樣去挖掘和利用本土資源之上，怎樣去對這些本土資源進行縱向整合和橫向整合上面去，這樣才能做出一些事情。因此，我們說抓好本土資源的整合利用實際上是推進微智庫建設的一個關鍵。
其三，在智庫建設過程當中，他們都是“重其神而不是其形”的，這個怎麼理解呢？我們知道，受基層單位各種因素的限制，我們不可能把基層智庫建成可以與高端智庫比肩的高大上的智庫，事實上我們也認為，我們也沒有必要按照有關文件的八大標準來要求和衡量微智庫，而只要抓住一個關鍵問題，這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只要確保它是承載和踐行科學、民主、法治等理念的平台和機制就行。至於它的規模有多大，重視程度有多高，專職人員有多少，等等，這些問題如果條件暫時不具備，我們就可以暫時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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