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件 要把共產黨員組織起來
目前我們在組織和鞏固群眾基礎的最重要形式，就是依靠村的基層組織，把群眾的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而與之相反的，就是脫離群眾意識，不依靠群眾和不組織群眾，這是另一種方針。我們要爭取前一種方針，而避免後一種方針，因為後一種方針是錯誤的方針。過去國民黨蔣介石走的就是後一種方針，只注意組織軍隊、官僚資本主義等一小部分人，而背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種方針經過歷史的檢驗，在覺醒了的中國人民面前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要能夠同人民群眾相結合。截至二〇〇八年底，我們共產黨員從農村、工廠、學校、部隊、機關中等發展出來的有七千五百九十三點一萬名，如果我們的黨員一輩子坐在辦公室裡不出去，是沒有辦法組織好群眾工作的，更沒有辦法幫助群眾和發動群眾的，為此，我們的黨員首先要被組織起來，使其在思想上和覺悟上區別於普通的群眾。
比如笠瀆村二〇〇八年六月，從黨員中選舉出各階層的民意代表，成立了村黨員民意代表議事會，根據村民的利益對村裡的大事小事進行討論，如年度工作規劃完成情況、被徵地農民的補償款發放、擬定低保對象和情況核查、沉船打撈、河道管理、綠化養護等，經過了一年多的工作，各方面還是有成績和有進步的，農村發展的面目為之一新。這種通過黨員聯繫群眾的辦法是正確的，主要點就是把黨和群眾聯繫起來、把群眾組織起來，這就要求我們的黨員要長期的深入群眾和改善群眾關係。這些黨員大部分是從人民群眾中來的，因此要使我們的黨員清楚不是為別人講話，而是為自己為群眾講話。這就需要我們做好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這部分黨員的思想覺悟，使他們能夠在艱苦的工作中不出怨言，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再比如這些黨員民意代表的成分：一部分是幹部和農民、一部分是商人。幹部大部分是過去經過政治教育，也擔任過一定的黨內職務，都有了政治覺悟和解決矛盾問題等常識，因此對指導農民工作、組織農民發展生產、解決農民實際問題等，都能夠有比較大的作用的。普通黨員農民同人民群眾的利益最是一致，容易在群眾中開展聯繫工作，尤其是一個合併的行政村中，各自然村距離較遠，往往要走上個卅、四十裡路，因此在各個自然村中發展黨員數量，盡數在村中做工作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我們過去在井岡山鬥爭的時期，黨的組織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但紅軍之所以艱苦奮戰而不潰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部建在連上，真正能夠做到連有支部、班有小組，平均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黨員。當然，除了黨員的作用外，就要靠實行村內的民主，幹部群眾待遇平等，都有開會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這個辦法群眾是很滿意的。商人在聯繫工業企業上有一套經驗，要發揮他們在農村經濟建設的作用，但同時也要注意加緊政治訓練。
但我們青年人的工作在農村發展情況是極其萎縮的，地方團校已經出現被合併和被取消的現象，這對黨員後備力量的輸送和培養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農村生產力結構還在逐漸分化，鎮鄉缺乏高等學府吸住青年人，目前的大學生和青年勞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但這些地方對共青團的青年工作又是態度忽視的，這對我們在政治上緊抓青年人的思想是製造困難的。二是由於我們共青團在農村的工作缺乏充足的力量，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工作開展上存在困難。這種現象和情況都必須是要注意和要克服的，只有最基礎的黨團工作做得好，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農村發展當然也是這樣。
第五件 論大學生村官兼論農村工作須緊密聯繫群眾
現在的農村工作，不是過去幾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農村工作，而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工作，既然是新的農村建設，就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幹部和新的活力輸入到老的農村工作裡面，這就要求全黨對二〇〇五年七月和二〇〇六年二月關於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就業的中央指示有很好的認識和執行。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尤其是年輕的大學生村官，還保存著一種不求甚解、甚至全然不了解情況的作風，卻在農村擔負指導工作，這是不行的。須知，對於農村各方面問題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的、具體的了解，是決然解決不了農民最基礎的問題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些年輕的村官，看看這些大多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面出來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從大學畢業出來了，算是有知識了，但他們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同社會活動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裡去，所以這樣的知識是不完全的知識。馬克思主義者說要理論聯繫實際，要把理論的東西運用到豐富的實踐中去，還要把實踐中的問題加以思考，找出它的發展規律，給予理論的說明，使之上升為理論。比如一個理論家僅僅是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或是只能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闡述，但是完全不懂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深刻地、科學地解釋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那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是“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書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知識也是如此，真正的知識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中提取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東西，但這些知識裡面有的是前人實踐總結的經驗，還沒有經過自己親身證明，有的是片面的知識，有的知識適用於過去的某一個階段，但放到現在的發展階段又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對待農村問題的態度還是謙虛一點的好，包括我自己也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小學生去農村裡學習、到群眾中學習，是很有益處的。比如目前正當準備小麥秋播的時節，希望一切大學生村官能夠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和具體耕種情況，進一步地、普遍地去解決農民各方面的實際問題，特別是那些還沒有普及科學生產方式的地區。
關於大學生村官的問題，我講這麼兩點情況：
第一點，有些同志說，“大學生當村官，給他們壓得擔子未免太重了。”我看來，這點擔子是壓不壞年輕人的，因為年輕人代表新生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朝氣蓬勃的，有些要花大錢花大力氣做好的事情，到了他們那裡，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換個法子做，一下子就能搞好。如果說因為他們是大學生，剛剛走出學校，就不敢給他們壓擔子，那是不行的。我們要把他們同普通的大學生區別開來，因為他們首先是一名村幹部，是要直接面對農民、解決農民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的，如果不嚴肅地認識到這一點，片面簡單地看待年輕村幹部問題，是行不通的，並且他們是要在複雜的環境中鍛煉工作的，過去我們的黨員也都是從這種環境中鍛煉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
比如我們的周恩來總理，廿六歲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次年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的陳毅元帥，廿六歲擔任武漢中央軍校中共委員會書記，同年參加領導了湘南起義，後又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黨代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十二師黨代表、師長，紅四軍政治部主任、軍委書記，紅六軍、紅三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紅二十二軍軍長，江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西方軍總指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紅軍長征後留在江西蘇區領導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還有我們的粟裕大將，廿歲參加南昌起義，又隨朱德、陳毅轉戰閩贛粵湘邊，開始了戎馬生涯且屢立戰功，卅四歲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後兼政治委員）、蘇中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第二點，有的同志考慮到了大學生村官雖然帶來了知識結構的回流，但也立即帶來了許多的副產品，這些副產品具體是：一說是有的大學生村官在農村沒有“根基”，在遇到農民糾紛問題上沒有威信，跟其他村委領導幹部說話不理睬，時間久了就反過來被農村的很多“老觀念”和“舊習氣”改造了。二說是有的大學生村官在農村“根基”太深，尤其是那些個宗派勢力在實際工作中都冒出頭來了，使其他村委領導幹部的農村工作變得被動，宗派主義的矛盾不但沒有減弱，反而還增強它們了。
對於這兩方面的說法，我們過去就有過這方面的問題，比如我們抗日期間的根據地，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但許多地方工作是直到外地幹部走後才發展起來的，但是不是說我們就光靠本地幹部就不要外地幹部了呢？我看那也是不行的，外地幹部和本地幹部都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比如外地幹部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時間較早，對建立根據地有一套自己的經驗和辦法，而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方面比外地幹部來講總要好些，所以我們採用取長補短的方法是能夠很好地解決問題的。只有這些幹部拋開狹隘的觀點，在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和團結一致，大批的本地幹部才能夠生長起來和提拔起來，根據地才會真正地鞏固，否則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我們的大學生村幹部的農村工作也是如此，這條幹部之間避免宗派主義傾向，保持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利我們團結一致地進行共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規律，放到任何地方都是行得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