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立群 北京 教授
美國售台武器極為不智
——致美國決策者們的公開信
中美建交與中國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都在1978年，這兩個歷史性事件具有某種必然聯繫。30多年來中美關係取得長足發展，但售台武器問題始終是兩國關係的最大瓶頸。台灣問題既是中國內戰的遺留物，也是冷戰遺留問題。人類不應總是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自虐”，而應盡快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祖國分裂是中華兒女心中最大的傷和痛，美國某些人卻不能體會這種感受，售台武器堪稱向中華民族的傷口上撒鹽，嚴重傷害13億中國人民的感情，是極不友好、極不明智的舉動。售台武器在以往即是大錯，在中國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中國人民自信心愈益增強的今天更愈加是大錯，只會激起中國人民愈來愈大的反感和憤慨，使美國在中國的形象愈加糟糕。台灣緊鄰祖國大陸而遠離美國，售台武器不由得使人聯想到1962年蘇聯把導彈運入緊鄰美國的古巴去挑釁美國，即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仍在扮演著當年蘇聯對美的角色。若再向前回溯，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美國向當時國民黨政府大舉出售和贈送先進武器裝備，卻最終未能挽回蔣介石政府垮台的命運；在朝鮮戰爭中美軍飛機越過邊境線轟炸中國領土，如此等等。即美國始終有虧於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美國也曾幫助中國），而中國並不虧欠美國任何東西。
美國一再誤判世界發展大勢並釀下大錯與其思想狹隘膚淺直接有關。一百多年前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文明世界裡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最不注重哲學了”，“幾乎沒有一個人專心研究人類知識在本質上屬於理論和抽象的那一部分”。二戰前後雖有歐洲一些理論人才流人美國，大大提高了其學術研究水平，但並未真正改變這一傳統，托克維爾的論斷仍未過時。美國式思維方式的突出特點是簡單化和絕對化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諸如“自由世界”與“非自由世界”、“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或“西方（白種人）文明”與“（非白種人的）非西方文明”以及在“9•11”事件之後依“反恐”與否來劃線等兩兩之絕對對立都是典型例證。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偉人與大國》一書中便多次批評美國這種思維方式，指出“美國孤立主義所固有的那種傾向於非黑即白的片面道德觀，誘使某些美國人把所有其他國家也分成兩類：一類是甘願屈從於蘇俄領導的壞人，另一類是站在美國一邊的好人。”
美國在其國內實行的是民主政體（儘管絕非完美無缺），是個民主大國，但在國際領域卻追求“美國治下的和平”和單極體制，堪稱不民主的專制大國，其自相矛盾是顯而易見的。《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便把重申“男女（個人）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相提並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民族平等權就是國際關係領域最高的人權，即尊重並平等對待每個民族、國家和人民。
美國常稱中國大陸增加軍費、把導彈對准台灣是用武力“威脅台灣”，售台武器是想達到台海軍力平衡。其實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海峽兩岸軍力差距，而是台獨勢力能否得逞。只要台獨勢力不得逞，台海就絕不可能發生戰爭；台獨勢力愈削弱，海峽兩岸的局勢就會愈加緩和。問題並不在於所謂中國大陸武力“威脅台灣”或美國準備“協防”台灣，而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以及以中國人民朋友自居的美國人理應共同遏制台獨勢力這個可能引發緊張局勢的毒瘤。美國售台武器助長了台獨勢力，是加劇而不是緩和兩岸局勢，是一種短視片面、因小失大的行為，不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
美國某些人顯然低估了海峽兩岸同胞的親情和凝聚力，試圖扮演台灣人民“保護傘”的角色。殊不知，真正關心台灣人民福祉和安全的正是13億中國人民，而不是一部分美國政客。這些人更多扮演著兩岸關係挑撥者的角色。大陸中國人民絕不會與台灣骨肉同胞為敵。近3年來，台海局勢明顯趨於緩和，兩岸全方位交流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一發展潮流勢不可擋，繼續售台武器顯然愈發不合時宜，也與美國政府宣稱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政策自相矛盾、南轅北轍。若美國人真心把中國人民當做朋友，對中國人民表示真心友好和善意，對13億中國人表示信任、平等和尊重，美國決策者們就應認識到最新發展態勢、與時俱進，立即停止售台武器這樣的大不智之舉。
美國一部分保守勢力希冀打台灣牌來牽制中國的發展，堪稱對海峽兩岸同胞挑撥離間，其實這可以說是雕蟲小技、螳臂當車，無法阻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及台海兩岸關係不斷發展的勢頭。中國絕不會步前蘇聯的後塵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不會像某些美國政客所說想“在軍事上與美國平起平坐”，台海兩岸更絕不會搞軍備競賽、徒然浪費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和才智。台灣某些人想挾洋自重，以為購買美國先進武器愈多則愈“安全”，相信美國人甚於相信自己的骨肉同胞。殊不知古來皆知兵者為凶器，迷信武器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停止售台武器必將明顯緩和台海局勢，進而緩和亞太地區局勢，給亞太地區的人民帶來更大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
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富有創造力的偉大人民，都為人類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正如每個人都各有長短一樣，每個國家也都各有長短。筆者認為，美國文化的精髓即最大可取之處在於十分重視人格的平等、平民意識最強，而其最大不可取之處在於極不重視國格的平等（包括不重視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自以為自己國家高於其他國家、自己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而這正是“9•11”事件最深層次的原因和對美國最大的教訓。不尊重其他國家就不可能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不尊重其他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其他文化的尊重。美國誤以為自身實力最大等同於其權力最大（英文中power一詞混淆了“實力”和“權力”這兩個本應嚴格區分的不同意思），從而可以支配（或曰“領導”leading）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實際結果當然不可能如其所願。
相比之下，當代中國文化的最大可取之處正在於重視國格的平等，即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而最大的不足、最需糾正的地方則是人格平等方面的問題，官本位、特權觀念等都是其表現。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狀況已取得全面進步，但仍有不少問題需進一步解決。中美兩國只有通過相互學習和借鑒才能糾正各自的不足，共同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進步。
真正聰明的人是知錯就改、不犯同樣錯誤的人。奉勸美國精英們擺脫傳統的美式實用哲學的狹隘眼界和思維方式，與時俱進，更新並深化思想觀念，認清世界發展大勢，徹底拋棄冷戰思維，尊重和平等對待其他國家、人民及其文化傳統，為各國的改革開放創造寬鬆的環境，而不要再四面樹敵，則於己於人善莫大焉。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