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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台論”的出現說明什麼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11-16 09:33:32  


  作者:汪崇筼 廣西桂林 高級工程師

  今年以來,在美國外交學界出現了一種美國應“放棄台灣”的言論,並在最近的幾個月裡,引起了華府學界的筆戰。甚至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如《紐約時報》),也有這樣的文章發表。雖然說,這種言論不可能成為當前美國社會的主導性言論,美國政府也不會采納這種言論,但它的出台,已經傳給我們一些強烈的信息。下面就來談談,這種言論的出台說明了什麼。

  一、美國的意識形態理論是謊言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益主導一切。自己的利益,高於人家的利益;自己國家的利益,高於別的國家的利益。總之,美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虧。

  只是在一般情況下,美國人對於利益的述求,又是用一些美麗的辭藻來包裝的。只有當事情弄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才會把自己的目的赤裸裸地表露出來。或者說,美國人在家裡說話,是赤裸裸的,但在大庭廣眾之下,則又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

  比如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種種表現,都是從美國自身的利益出發。只是聰明的美國人,又總是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為了自由、民主和人權,台灣是他們的老朋友,不能不管。好像美國人為了台灣,從來就是不顧一切,願意赴湯蹈火似的。有關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那個臭名昭著《與台灣關係法》,不就是其中的一個嗎?  

  現在,美國國內形勢不妙,奧巴馬政府焦頭爛額。有人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是債務”。於是,有人建議“奧巴馬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改變情勢,幫助自己勝選連任,並保障美國下一代的前途。他呼籲奧巴馬跟中國進行秘密協商,一筆勾銷中國持有的1.14兆美國公債,交換的是美國不再提供軍事援助或出售武器給台灣”。這就是最近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些關於“放棄台灣”的言論。(見中評社11月11日報道《紐約時報刊文呼籲奧巴馬放棄台灣》) 

  從這些言論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原來所宣傳的“民主”、“自由”、“人權”等一系列意識形態的言論,都是謊言,現在形勢不妙,統統都顧不上了。美國要從中國換取1.14兆美圓的債權,以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

  其實這樣也好。我們希望美國以後跟中國打交道,不要再搞意識形態的包裝,幹脆就來實的,明碼開價。或許這樣,兩國還有可能成為好朋友,因為自古以來,都是“親兄弟,明算賬”。

  二、中國是強大了一點,但不可驕傲、上當 

  美國這次出現“放棄”的言論,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49年,當解放軍打完淮海戰役以後,準備要渡江的時候,美國國內就曾經出現過“放棄國民黨”的言論。例如,在解放軍打進南京之前,美國的大使館並沒有跟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去,而是留在南京,準備同解放後的新中國建立關係,只是因為後來形勢的變化,才導致美國人改變了主意。

  美國人的第二次放棄行動,是發生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並隨之又弄出一個《與台灣關係法》。現在應該是第三次出現放棄的言論了。

  這些都表明,中國是在漸漸地強大。只是我們切不可以驕傲自滿。我們必須持之以恒,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和台灣同胞搞好團結,和世界上的那些窮朋友們搞好關係。

  下面就來說說切不可以上當的問題。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不會拿1.14兆老百姓的辛苦錢,去換美國對台灣的所謂“放棄”。台灣本來就是我們的,台灣問題是我們中國內部的問題,怎麼可以拿錢去換美國的一個承諾。更何況,美國從來就是一個只講實力的大小,而不講信譽和道義的國家。你今天和它的政府,簽訂一個兩國建交的協議,它明天又可以通過國會,搞出一個《與台灣關係法》來。這樣的事情,難道就是最後的一次嗎?我們還是提防著一點吧。

  三、美國人就是敢想敢幹 

  我在了解一些美國人的言論時,也對他們產生了欽佩的感覺。

  例如,我們可以倒過來想,中國人能想到這樣的一個辦法,用1.14兆美國公債,去買美國“放棄台灣”的承諾嗎?恐怕想不到,或者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公開發表,怕挨罵。但人家不怕。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上述言論的作者叫克恩(Paul V. Kane),他曾經是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的國際安全研究員。在發表上述言論時,他就說,不認同的人會說他的主張“不實際,甚至荒誕”,不可能獲得國會支持,也違背政治現實。但是,他還是大膽地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美國人就是敢想敢幹,沒有條條框框的束縛。當利益需要什麼的時候,他們就去想什麼、幹什麼。沒有道理,他們可以創造出一個道理。沒有事實,他們可以創造出一個事實。“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或者說,就是“惟利是圖”。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把美國人的這種品格,全都往壞的方面去想。

  奇跡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我曾經就中國與西歐的一些歷史情況做過一點比較,結果發現:西歐雖在中世紀以後,已經由封建社會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但仍是屬於自然經濟社會的範疇。它是在產業革命以後,才開始由自然經濟社會向商品經濟社會過渡的。在產業革命之前(即相當於我國的清朝乾隆年間),中國的社會生產力肯定不低於西歐,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要超過它。中國與西歐的社會生產力,是在產業革命以後,再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大約在中國清朝的同治年間,拉開檔次的。這時,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了(相關研究成果等待發表)。

  現在就有一個百思不解的問題擺在我們中國人的面前,為什麼歷次產業革命都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歐美國家? 

  近幾十年來,我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在的GDP已經是世界第二了,甚至還有“世界工廠”的說法。殊不知,我們並沒有真正具備“世界工廠”的資格,如果說成是“世界車間”,可能更虛心一點,因為有關許多工廠的原始創新研究、設計和管理的大腦機構,恐怕還是不在中國,而是仍在歐美國家。

  我們只有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大國和強國,才能說和美國並駕齊驅了。

  信守承諾與不信守承諾,墨守成規與不墨守成規。要是這兩種人,能夠相互取長補短,那該多好啊?不管這種說法是不是荒謬,我們中國人都必須揚長避短,在科學領域和經濟領域裡,向美國人學習一些我們該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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