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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NTT.com   2014-10-09 12:00:21


 
  二

  我不是黨員,但年輕時書架上就有馬恩全集、列寧選集,正如我不入佛門但愛讀佛經,不拜上帝但愛讀聖經一樣。大約25年前,我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當時流行八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都認真通讀過。當時,鄧小平提出“要准確地、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其實,中國社會直至今天,能够讓人“准確地、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條件,一直糟糕。

  馬克思、恩格斯是嚴謹、善於反思、不斷修正、完善和發展自己理論的偉大學者。這裡只談三點。其一,馬克思坦誠自己不是“階級鬥爭論”發明者。馬克思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其二,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首次系統闡述“階級鬥爭”,理論依據是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實踐。恩格斯在此文發表49年後坦承:“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其三,《共產黨宣言》七篇序言,最真實地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應該與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共產主義同盟分裂以及科倫共產黨人案件密切相關。《共產黨宣言》發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惴惴不安,多次談到要修改《共產黨宣言》。只是由於馬克思著力於《資本論》寫作,恩格斯著力於《自然辯證法》寫作,沒能如願。1872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明確表示,《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所列舉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應該有新的寫法”“已經過時”。

  馬克思、恩格斯不是先知先覺的神,但他們有偉大思想家的良知和自省精神。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恩格斯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不難看出,恩格斯晚年對無產階級專政提出了反思。

  《共產黨宣言》寫道:“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才是最大、最終追求,而不是“階級鬥爭”。

  三

  《共產黨宣言》預言,共產主義將在德國等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率先實現。百年歐洲現代史的事實是,歐洲發達國家不但使國際共運寸土難進,而且西方文明反而把蘇聯、東歐都洗盡革命顔色了。不久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警告德國左翼黨,別把“馬克思”請進州政府。而在中國,上世紀中葉已經成功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發動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十年文革,建立過“消滅這種生產關系(剝削階級)”的人民公社,那為什麼始終沒有迎來“每個人自由發展”的聯合體,帶來的只是罄竹難書的人權災難呢?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階級論”,至少存在四個缺陷和錯誤。

  其一,誇大了階級鬥爭普遍性。矛盾具有普遍性,但鬥爭不具有普遍性,鬥爭是矛盾激化、暴力化解的特殊形式。鬥爭不是人類歷史全部內容,也不是主要內容,不管鬥爭前面加“階級”或還是用其它名詞來修飾。無論世界也罷,還是人類社會也罷,都是鬥爭與和諧的統一體。國家需要和平發展,社會需要和諧穩定,人生需要安寧幸福。在馬克思“階級論”看來,人類社會只要有貧富差距,哪怕建立了憲政法治的現代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個互相仇視的社會,一定會為占有爭奪物質財富而相互厮殺不已。暴力就會是人類“對話”的基本手段,暴力就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在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無法消除的人類社會,難道真的沒有可能和平共處?是誰,在挑撥人類進行無休止厮殺?

  其二,誇大了階級分析普遍性。把人類進行階級劃分,僅僅是一種視角。一種觀察視角,不能囊括豐富多彩、不斷發展的世界本身。對人類還可以通過性別劃分,也可以按國家、民族、膚色、宗教信仰劃分。如果從性別劃分,那麼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男女愛恨情仇的歷史。但這樣劃分的世界、這樣定格的歷史,難免以偏概全。看人類歷史,人類種族之間的衝突,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吞并,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戰爭,無論從次數還是規模,甚或持續性、災難性,都蓋過了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或工人暴動。比如希波戰爭、阿拉伯人的征服戰爭、十字軍遠征、英法百年戰爭、蒙古西征、拿破侖戰爭、亞歷山大東征、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國與國戰爭都不能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也沒有哪次農民起義能與之相提并論。

  其三、階級矛盾主次顛倒混淆。這也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最大的錯誤。馬克思認為: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的矛盾,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超越了階級鬥爭,當然沒任何矛盾了。事實上,在中國,自秦朝實施封建皇朝官僚專制以來,所謂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是皇帝極權集團可以任意控制的附屬物。因此,極權集團與普通民衆的矛盾,才是幾千年來乃至今天中國最主要的矛盾。這個命題,無須論證,翻開中國歷史,看看每天新聞,乃至在身邊發生的許多事,都可感知其正確性。
黑格爾有一個著名的自由命題:“在東方,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在希臘,一些人是自由的,而在日耳曼各國,所有人是自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幾千年封建皇朝制度,除了皇帝一人,誰還有尊嚴和自由?在文革中國,除了偉大領袖一人,誰還有尊嚴和自由?

  其四、階級論激化釋放人性惡。人性具有善惡兩面。階級論在各國革命實踐中,如海決堤地釋放了冷酷、殘暴的人性惡。在全世界,階級鬥爭這一意識形態,奪走蘇聯和中國數千萬人生命,在朝鮮、柬埔寨、非洲、阿富汗、越南、東歐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數百萬人受難。在20世紀,全世界有估計高達1億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因此遇難。在這些數字背後,隱藏著一個個家破人亡、夢想破碎的人性悲劇,他們的生命被那些追求階級鬥爭的家夥無情地消滅。
在“反右”“文革”等連綿不斷的階級鬥爭運動中,許多中國人被所謂“階級鬥爭”蠱惑而“大義滅親”,出現難以計數的子女揭發父母,甚至使父母因莫須有罪名入大牢遭殺戮,丈夫或妻子間相互告發,學生批鬥老師,群衆侮辱毆打“四類分子”,撕裂了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踐踏了人類文明。

  究竟是誰“撕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變得那樣殘酷無情而荒謬絕倫?是“資產階級”嗎?不,恰恰是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發動的所謂“階級鬥爭”。

  1979年,詩人熊光炯發表《槍口,對准了中國的良心》,悲憤寫道:“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准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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