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5日電／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原 洋
執法輕與重，本質上是對呵護發展與保障安全的權衡。用好自由裁量權，讓執法的“天平”不偏不倚，就要認清無論罰款多或少，執法的目的都在於良治。
近段時間，“小過重罰”再度受熱議。一家盈利2000元的采耳店因被認定為“擅自開展診療活動”，被罰22萬元。掙得少、罰得多，鮮明的對比讓人們不禁想問：“小過重罰”究竟是公眾的樸素情理與法理的背離，還是執法失當？
這些年，類似的事件時有發生。分析起來，監管部門並非隨意執法，而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諸如食品安全法、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對相關違法情形均有具體的罰款規定；執法人員的處罰也沒有超出規定範圍。就立法而言，食品、醫療領域法律守護的是百姓生命健康安全這條底線。有力震懾這類違法行為，的確有從嚴處罰的必要。
如此看來，“小過重罰”的症結似乎既不在執法，也不在立法，這是否意味著情理與法理終究難以統一？事實上，一個易被忽略的關鍵問題在於法律適用的疏漏——不少執法者只盯著專門領域法律，忽視了行政處罰法作為處罰“總則”的規範作用。
作為行政處罰領域基本法，行政處罰法為具體處罰提供原則指導與程序規範。該法第5條明確規定，行政處罰應遵循“過罰相當”原則，即違法行為有多大社會危害，就接受多大懲罰；第33條規定一定條件下的“首違不罰”“無主觀過錯不罰”等。任何不符合這些原則的執法行為，都應當得到糾正調整。
實際執行中，如何判定“小過”，準確拿捏“過”與“罰”的分寸，考驗每位執法者的能力水平。缺乏細化規定，部分執法人員就容易出現機械執法，乃至成為具體法條的“搬運工”。再加上，如果個別執法機關未能營造良好的幹事環境，對執法人員採取的不予處罰情形動輒反復追問，無疑會令照搬法條的“閉眼”處罰變得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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