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聲 廈門市 自由撰稿人
辛亥百年我們感念什麼？
一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周鐵農先生不久前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有二點，一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二是催生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前者，眾口鑠金；至於後者，乃周觀點。認真想過，確實如此。試想，如果沒有封建帝制的終結，十月革命的理念與成果就不可能傳播到中國來。
然，辛亥革命由於領導者本身代表的階級利益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無法成功的歷史必然性。說它是失敗的，誠如毛澤東所講：“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這是1927年3月，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提到的。那會兒，國共兩黨還沒有翻臉。
講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不能僅以建立中華民國為標誌，像台灣執政當局那樣，惟此表白其存在的合法性。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可以拿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逃台做標識。但毛澤東在1927年寫他那篇文章的時候，還無法預估到它之後的發展。同年上海“四一二”武漢“七一五”把他逼上了井岡山。三年後，他開始預見中國革命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只航船”。令國民黨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後來成了這只航船的舵手……
二
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在這一串人裡頭，辛亥革命後要麼擔任過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大總統”；有的繼任，有的代理，有的複任；有的正選，有的賄選；要麼當過“臨時執政”、“陸海軍大元帥”。統統這些，都是中華民國最高權力機構的統領。這是歷史延續的一脈。
孫中山沒有去世前，1917年8月廣州的“非常國會”後，他在“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中擔任“大元帥府”的“陸海軍大元帥”與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相對立；1921年4月廣州“非常國會”再開，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正式與北京政權相抗衡；1923年2月廣州重設“大元帥府”，孫中山再次出任“大元帥”繼續同北京政權對峙；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後，1925年7月中國國民黨改廣州“大元帥府”為“中華民國廣州國民政府”，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同段祺瑞時任的中華民國北京“臨時執政”相對抗。這是歷史存在的另脈。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與在北京任“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分庭抗禮的同時，又與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相對壘。1949年蔣介石攜這個自視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逃亡台灣。這是歷史延存的演變。
三
孫中山1894年在美國成立“興中會”。在此之前，隨著西方鴉片的輸入清政府不能“以夷制夷”，中國傳統中的“君子不黨”已經發生了改變。主張“合群”“大群”的維新派們開始成立了“強學會”“南學會”“保國會”。《馬關條約》簽訂後萬人的“公車上書”就是集“大群”之象徵。1905年“興中會”在日本與“華興會”和“光復會”等團體共同組成“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這是一個具有政黨意義的組織。同年科舉廢除，讀書人“以儒入仕”的政策被終止，中國第一代自由知識分子開始形成。1912年，在宋教仁的主導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黨團，在北京正式成立“國民黨”，由宋教仁出任代理事長。嚴格講，這是一個有憲政實質的政黨。“二次革命”流產後，1914年孫中山逃亡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1919年孫中山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以區隔宋教仁原先的“國民黨”。這是革命黨的一方。
1912年5月9日，早於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的“國民黨”成立之前，代表袁世凱一方的“共和黨”聯合“民國公會”“國民共進會”“國民協會”正式成立，黎元洪為理事長。同年8月27日，以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立憲派以“共和建設討論會”為核心，聯合“共和國統一黨”“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黨新政社”等團體，成立了“民主黨”。這是一個以知識階層為主體的政黨。1913年5月，“民主黨”與“共和黨”合併改為“進步黨”，黎元洪續當首領，在國會中同“國民黨”兩強相向。1913年9月18日，在袁世凱的授意下，一個力主國會頒布《大總統選舉法》的政黨“公民黨”成立，聯合親袁的“進步黨”一起把袁世凱推上了大總統寶座。這是保皇黨的一邊。
這些林林總總的、有著不同帝國主義支持背景的、代表各派軍閥地方勢力和資產階級集團利益分贓的社團黨派，共同構築了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後中國政黨政治的基礎。但是，它們最終救不了中國，即便是到了1948年的所謂“行憲”，比袁世凱還獨裁專斷的蔣介石也難逃其失敗的厄運。
四
如果從“興中會”算起，中國國民黨已經走過了117個年頭，如果是宋教仁的“國民黨”99年，即便從“中國國民黨”算起，也有92年。不管是117年還是92年，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相比，不僅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百年老店”，還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大兄長”。
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靠皇帝的世襲，以及擁戴這個王朝的皇族體系來治理國家。政黨作為外來的產物，經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先在海外組黨而後引入中國，目的就是為了推翻封建帝制。
武昌起義勝利是以湖北軍政府的建立為標誌的，它隨之帶動了全國17個省宣布獨立。孫中山直到12月20日也就是武昌起義過了70天才從美國回到上海。經推選表決，他以16比1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他屬下的革命黨人便在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中，與選舉政治一呼一應了。誰料想，政權最終旁落在袁世凱手中。
之前讀歷史，通常宜粗難宜細。以後讀歷史，注重大事件忽略小細節。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孫中山實際只出任44天的臨時大總統。之後，按照協定便將政權交給了袁世凱。袁世凱當政後，1913年2月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改總統制為內閣制，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按約法精神理應由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因為那時孫中山經袁世凱應允已經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了。然而，1913年3月20日，就在宋教仁準備啟程去北京任職的時候，這位年僅32歲非常傑出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內閣制的倡導人，在上海火車站被人暗殺了。
宋教仁遭暗殺，國民黨認為是袁世凱方面所為。以後被指稱是國民黨孫中山陣營的陳其美派人幹的。現在看來到底誰是幫凶已經不重要了。宋教仁的死，成了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反袁戰爭的導火索。革命黨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足半年，以失敗而告終。
1913年10月6日舉行中華民國總統正式選舉，袁世凱經過三輪投票，最後以總票數超過四分之三戰勝對手，成了1913年10月10日正式宣示就職的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與此同時，袁世凱正式宣布國民黨違法，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人國會議員資格，追繳他們的議員證書。1914年1月宣布解散國會。黃興等革命黨人眼巴巴地看著國民黨在武昌起義後發展起來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勢力灰飛煙滅。
五
《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的執筆者、內閣制倡導人宋教仁死於政敵的政治暗殺，實在是對革命的國民黨人的極大諷刺。宋教仁臨終前，曾給遠在北京的袁世凱留下了政治遺囑，要他保障民權，確保憲政至高無上的地位。宋教仁自己一定沒有想到，他死後同仁們把他一部好不容易生成的准“憲法”毀於一旦。
毋庸諱言，國民黨人一直以來都把“暗殺”當成自己的看家本領和擅長好戲。他們認定“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二是暗殺”。且以為暗殺比暴動更省力。1905年孫中山親自組建同盟會暗殺團，1911年還讓人匯款黃興“籌設暗殺機關經費”。從同盟會至中華民國成立，革命黨人謀劃的暗殺事件成功的和未遂的不下50起。
作為除掉政敵和異己分子的重要手段，孫中山、黃興、汪精衛、陳其美、蔣介石等人都使用過“暗殺”。
民國建立後，1912年1月14日陳其美指派蔣介石槍殺陶成章；1912年1月16日汪精衛派人爆炸袁世凱；1913年3月20日指派凶手暗殺宋教仁；1915年11月在上海行刺鄭汝成；1915年12月27日，還在美國暗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黃遠生……這些都是國民黨人幹的。在這之前，汪精衛暗殺攝政王未成功被鋪入獄還留下了“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的詩句。可笑的是，陳其美指使人暗殺宋教仁之後，1916年5月18日他自己也被袁世凱派人給暗殺了；同樣曾經要炸死清皇的汪精衛，最後也被蔣介石暗殺了。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人隨即暗殺了廖仲愷。
蔣介石當政後，暗殺共產黨人和持不同政見者更是司空見慣，從大陸到台灣，從境內到國外。即便到了現在的台灣選舉，不良政客還樂此不彼運用再三。不同時期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暗殺表明：在一個“有憲無法”或“無憲不法”的國家，政客之間的明爭暗鬥，最終演變成了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把中國當成家天下的蔣介石，由原先的革命變成了以後的反革命，作為其“家政公司”的國民黨，最後在台灣走向“自戕”，喪失了政權。
六
中國國民黨說自己的歷史，總是炫耀“中華民國”已經100年了。然他們對1912年3月10日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當政的這一年段，乃至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都不予承認。袁世凱一直以來被冠名的是“竊國者”的頭銜，“賣國賊”的形象。他們認定的是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另立的國民政府。認此為正宗。
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以清朝帝制的推翻為標誌的。清帝為什麼善罷甘休同意退位？不能否定因為有袁世凱。已經遠離京城賦閑三年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凱，說他扶大廈將傾似乎會有誇大其功績的嫌疑，但確是他在武昌城頭的炮聲爆響之後再次入住朝政的。袁世凱沒有逆歷史潮流而動一味地向革命軍開炮。他一面對革命黨人保持軍事壓力，一面主導與武漢軍政府進行談判，雙方約定只要迫使清帝退位，即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從美國回到上海被推舉出任臨時大總統，顯然不在原先“南北議和”的框架內。袁世凱當政後，孫中山曾經表示“十年內大總統非袁莫屬”。黃興也說過這樣的話：“袁熱心維持民國，實為今日第一人物”。
說孫中山建立了中華民國，如果撇開了袁世凱就不是歷史的真實。說袁世凱是賣國賊，殊不知1915年2月5日，早於袁世凱5月9日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之前，孫中山就同日本簽署了《中日盟約》，條件比二十一條更優厚。李敖大師說該條約同樣是賣國條約。千不該萬不該，1915年11月各省選出“國民代表”不該以1993票全額通過讓袁世凱出任“中華帝國”的皇帝。陳獨秀說袁世凱：“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83天帝王夢讓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千古罵名。討袁護國戰爭在蔡鍔的指揮下從雲南起兵北上，面臨國家內亂再次分裂，袁世凱迫不得已取消帝制，之後繼續延任他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死後，軍閥割據，亂哄哄地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樣無人有足夠能力能穩住中國政局，也無人有實力能夠治理國家亂象。中國陷入了幾十年先是老軍閥開戰、後是新軍閥對抗的混亂局面。
七
1927年4月18日，當蔣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成立“南京國民政府”，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在武漢的汪精衛“國民政府”圍繞著誰正統準備東征討伐蔣介石，而蔣介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準備聯合張作霖消滅汪精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當時舞台上連配角都不是，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群眾演員。但正是這幫普通的群眾演員，化作了點點星火，從井岡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中南海。星火最終燎原。
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辛亥革命是失敗的，是在於它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就是革命都有些什麼人參加，革命為了什麼人的問題沒有解決。
早在1926年9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就說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又說：“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一生篤信三民主義，堅信在中華民國內只能有一個國民黨存在的孫中山，不想有任何政治力量與之分庭抗禮。但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不可能實現。
1949年，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時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裡，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又指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辛亥革命，因為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參加，因為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所以流產了”……“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1939年他的這一論斷，十年後在中國變成了現實。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執政62年，從1921年7月23日秘密成立時才五十幾人的小黨壯大到今天的八千萬，以民族的獨立為己任，為中華的復興而擔當。改變了人類和平發展的新進程，也開啟了世界政治經濟變轉的新格局。
八
以“正統”自居的國民黨尊稱“中華民國”是亞洲建立的第一個共和制的國家，但是所謂的共和，國民黨人應該心知肚明，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憲政。起義——護法——二次革命——護國——護法——東征——北伐……曲折迂回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政權沒有拿到手中。一旦政權到手大權在握了，蔣介石便借孫中山之名，背孫中山之義，與中國共產黨為敵。開始清黨、反共、剿匪、打內戰……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後蔣介石單方面撕毀《雙十協定》，正是繼孫中山“二次革命”之後“武力解決爭端”的翻版與延續。不同處在於，孫中山當時被認為是革命的，自詡是他學生的蔣介石正好相反。“獨夫民賊”為了達到反共的目的，愣是苟同蘇俄，把外蒙古從中國的領土上以公投名義分裂出去，還恬不知恥在“中華民國”版圖上依舊把外蒙古圈入其內。實際是一個置國家、民族、民主於不顧的歷史罪人。國民黨言之鑿鑿的在大陸統治了22年，沒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好日子。“刮民黨”和“蔣該死”是那個時代留給中國人民的歷史印記。這也是1948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的夫人為什麼會另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同時出任榮譽主席的根本原因。
值得欣慰的是，兩岸歷史終於翻過新的一頁。隨著2005年連戰主席到訪大陸，國共兩黨 “相逢一笑泯恩仇”。馬英九先生當政以後，兩岸交流與合作正在步入和平發展的深階段。當國民黨人“飲水思源”走完南京中山陵，北京碧雲寺，廣州黃花崗，山東台兒莊；走過武昌首義舊址，憶完重慶陪都歲月；當馬英九先生年複一年不斷在為國民黨台灣統治時期的“二二八事件”賠不是，未來的國民黨領導者們，你們即便到不了諸如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等所在，是否也應該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鞠上一躬呢？大陸人民用真誠變真心，用真心換真情。兩岸的今天來之不易。彼此的善意，必須用心去感受；彼此的差異，應該用心去理會；彼此的呼聲，應當用心去傾聽。只要真實地理解它，正確地對待它，就能共同地擁有它。身為中國共產黨一份子，這正是辛亥百年自己所縈懷和感念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