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經過特朗普政府後三年和拜登政府前兩年與中國的激烈交手，拜登政府更加認清的一個現實是：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是一個綜合實力比前蘇聯強大得多的對手，但中國不對美國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
不管是特朗普時代獨自對華“極限施壓”，還是拜登時代拉幫結派對華竭力圍堵，中國都沒有被嚇倒或被打趴下。相反，中國在過去五年與美國的較量中表現出了極強的定力、耐心與韌性，在外交突圍、經濟紓困、科技突破等方面都有諸多建樹。
反觀美國，不管是對華競爭，還是投資自己，都面臨兩難困境。美國內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愈演愈烈，黨爭依然阻礙著社會問題的解決；投資美國自己、整理好自家房屋，說易行難，製造業迴歸和基礎設施建設進展並不如意；放任疫情和濫發貨幣刺激了經濟復甦，卻引發通貨膨脹和金融不穩；在大國競爭中濫用金融制裁，損害了美元的國際地位，長遠甚至可能動搖美國的強國之本。
美國一方面想在關鍵產業上與中國脫鉤，在科技上封堵中國，另一方面，又不願付出“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代價，如何營建“小院高牆”舉步維艱。美國一方面拉幫結派，在地緣戰略上遏制中國，在地緣經濟上封堵中國，另一方面又無力為盟友和夥伴提供讓他們也與中國脫離和作對的動因。絕大多數的美國盟友不想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搞集團對抗在國際上不得人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