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1日電／歷史是不容割斷的，但在今天的記憶或歷史讀本裡，難得看見完整的歷史鏈條，很多事實的碎片猶如浮塵，隨風而逝，瞬間無影，像沒有發生一樣。即便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生、研究生，也難有正確的歷史觀和完整的發展觀，對近60年的歷史不甚了了，對民國的歷史更是知之甚少。
吳永貴寫《民國出版史》，不完全是他想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曬”出來與人分享，還在於“晚清以降的近現代時期，正是我國近代意義出版業的發生與發展階段，對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業產生了綿延影響”，對其發展脈絡進行細致梳理，理應成為當今出版研究的重點；更有“發思古之幽情為了現在”的衝動和緊迫，一種戰士欲上戰場的責任和勇敢。《民國出版史》的出版，給了出版人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重新評價民國出版的機會。
綜觀民國出版，不僅“它的多面與多元”，“為後人作未來憧憬和假設時，有較為豐厚的礦脈資源可供開掘”（《序》），而且“在這一急劇變革的百年歷史時期裡，誕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出版機構，產生了許多有作為的出版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經營才幹、體現出來的出版精神和所作出的出版文化貢獻，都值得後人去認真思考和大力借鑒。這樣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使近現代出版史的學習，又多了一層學術之外的現實意義”。
文化人辦出版
民國時期先後出現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七大出版機構以及新潮社、北新書局等八家有影響的中小書局，本書用很大篇幅記述了他們的經營發展情況，重點介紹了張元濟、王雲五等十多位大書局的重要出版人物以及魯迅、巴金等十多位有影響的編輯出版人物。當時的商務印書館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很多出版機構的一份獨立與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銳氣與敬業，都讓人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懷。人們在總結其原因時，“文化人”辦出版是一條重要經驗。這裡所謂“文化人”，是有文化自覺的人，有文化理想追求的人，他對文化有虔誠感和敬畏心，對企業有榮辱感和責任心，對出版有親切感和使命感。他的底色是文化人，這與他講政治、講經濟、講效益並不矛盾。反觀近半個多世紀來，我們缺少出版家、編輯家，也與缺少真正的文化人辦出版有關。社會忘記了出版存在的價值是對文化的傳布和文明的傳承。賺錢是出版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但若以賺錢為終極追求，是對出版生態的最大破壞，出版本應有它更高的精神追求和更大的文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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