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6日電／6月27日，日本安倍政府提交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最終版本。2天後，在東京市中心地區，一名日本男子以自焚的方式，抗議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然而，在遭到強烈反對的情況下，7月1日，安倍政府仍然以內閣決議形式調整對憲法的解釋，部分解除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今年是“七七抗戰”（亦稱“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77周年，在標識中國全面抗戰的重大歷史節點，梳理學界對77年前那一重大歷史事變的研究成果，對認識安倍政府的政治走向，當不無益處。
七七抗戰研究：中國的正義性不容置疑
中國社會科學報報道，中日史學界關於“七七事變”的研究，大致始於1980年代中期，並且一直是中日歷史研究的重點。上世紀末期，胡德坤、曲家源、李雲漢、榮維木等學者發表了大量相關著作和文章。日本學者關於“七七事變”的研究著作也相當多。
不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祝彥表示，關於這段歷史，中日雙方學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差異。有一部分日本學者，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尋找有利於證明自己“合法”與“正義”的歷史依據，甚至得出否認戰爭侵略性的結論，從而掩蓋歷史真相。
1990年代以來，抗戰史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跨界”、共同研究的特點。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還和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廣泛開展學術交流，並組織相關紀念活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06—2009年，中日兩國政府發起、開展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2010年1月，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公布了階段性研究報告，涉及“七七事變”等重要歷史問題，並發布了中方的表述：此事件作為個案發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從歷史演變過程看，它的發生又有必然性。
日本侵華蓄謀已久，有史料為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特聘編審榮維木介紹，日本早就制定了“蠶食”和“鯨吞”的侵華戰略。史學界經常提到的田中奏折，其真實性雖然有待確認，但是1890年第一次帝國會議的相關史料，明確記錄了日本提出的“大陸政策”，即主張要占領朝鮮、滿蒙地區乃至全中國、全世界。1927年東方會議的相關史料，也明確記錄了日本當時發布的侵華“戰略”。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安井三吉在其著作《盧溝橋事件》中，譴責了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的侵略行為。書中明確表示，正如中國人常說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的侵華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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