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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信 |
陳忠信：兩岸存在嚴重戰略互疑
應該逐步建立戰略互信
我就把主辦單位擬的這三個提綱綜合起來談一些感想。
今天的主題是台灣面對的外部環境跟挑戰。關於台灣面對的外部環境，剛才大家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只補充一點。這幾年來亞太出現兩大趨勢，第一個趨勢就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戰略資源的分佈重新向亞洲傾斜。第二個走勢，就是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增長，中國在世界政治（特別是亞太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也在大幅增長，而在這個同時，目前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掌握主導權的中堅，是過去在文革中下鄉的知青一代，他們的特殊經歷結合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內外政經情勢的變化，會反映在中共整個對外政策的變化。以我的觀察，這兩大趨勢是這幾年來台灣面對之外在情勢兩個很重要之情勢演變。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應該如何因應外部秩序的重整？我們跟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基本上沒有太重大的變化，針對現實情勢的變化作一些相應的調整，應該就足夠了。但是，由於更遠歷史的因素，以及過去扁、馬兩任政府的因素，在兩岸關係上，就面臨著相對比較大的衝擊。
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兩岸關係的演變。從上世紀八○年代兩岸開始交流，一直演變到現在，我一直覺得已經發展成一種很奇特的關係，簡單說，就是一種“敵對僵持的和平”。
從上世紀八○年代以來，兩岸間的交流，密切而頻繁，你很難說兩岸是敵對的。但是，你要說兩岸是和平的，你卻又可以看到兩岸還是有很多對立，包括軍事對峙，比方說，不久前台灣的軍隊在訓練的過程中，因為一些人為的疏失，導致一枚雄三飛彈誤射，擊中了在澎湖附近海域作業的高雄籍漁船，並釀出人命。這無論如何都是很重大的疏失，但跟兩岸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大陸卻會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呢？打到我這邊怎麼辦？這是不是一種敵對的、不友善的動作？怎麼可以對著我們打飛彈？其實，在台灣，任何觀察者大概都不會做出這樣的結論。這就顯示兩岸間有著很強烈的互不信任。許多方面也顯示兩岸仍然處於敵對狀態，所以北京的政治訴求之一就是“結束敵對狀態”。結合這種矛盾的狀態，所以我說兩岸現在是一種“敵對僵持的和平”。
儘管政治上如此，但是從民間層次來看，有個現象值得大家想一想。我常常跟大陸的朋友講，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看，從中俄邊界，從庫頁島一直到南亞的整個中國周邊，哪個地方對中國最友善、最沒有敵意？你平心靜氣想，你不能不同意是台灣對大陸最友善。但是兩岸間卻呈現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形成的一種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狀態造成了今天兩岸的緊張，以及一些治絲益棼的現狀。你不能不承認那是政治的原因造成的，那是一個多世紀、甚至二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造成的，近的就是國共內戰。
幾年前，大陸學者王緝思與曾任美國國安會官員的 Kenneth Lieberthal （李侃如）共同寫了一個報告，說美中存在著“戰略互疑”。我想，這個概念其實也很適合用在兩岸。半個多世紀前，國共內戰，逐鹿中原，結果，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從五○年代一直到後來，兩邊都互相在爭正統、爭法統，蔣氏政權稱大陸為“毛匪”，大陸稱蔣政權是“蔣幫”，互相罵來罵去；七○年代時，蔣政權被聯合國趕出來，北京成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接著兩蔣相繼去世後，台灣開始自由化，在九○年代解除動員戡亂，進入民主化狀態。這時法統之爭好像就變成主權之爭。到底台灣是不是擁有主權的國家？大陸當然說不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台灣則當然說是，“從1912年起，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從法統到主權的爭執，糾纏積累很深很深的敵對意識，我懷疑你要併吞我，你懷疑我要搞分離。所以1992年香港會談才會有那段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案。2000年政黨輪替後問題更糾纏。這種戰略互疑就是造成台灣出現今天這種局面的最根本癥結，這幾年來幾乎種種問題都糾纏在這上面，從扁政府八年一直持續到馬政府的八年，基本態勢沒變。
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從此著手，恐怕真的是治絲益棼。
雖然兩岸間對這些根本問題還是有很大的歧見，但是，二三十年來的交流多少增進了一些相互的了解，現在大陸也知道，台灣的民意可能不是北京所想的那樣，所以比較今天大陸對蔡英文政府和2000年對扁政府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對台灣的了解更深入，更細緻，也釋出更多的善意想要看看有沒有台灣可以接受的解套方法。同樣地，經歷許許多多衝擊磨合，蔡政府對兩岸之間一些很敏感的地方也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樣也釋出更多善意，不隨便去碰觸相互敏感的問題，展現追求兩岸和平的誠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競選期間以來，蔡的競選團隊對兩岸相關的問題，謹慎以對，在520就職演說中，蔡英文更強調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法律來處理兩岸事務。這一宣示，就把兩岸繼續交流的政治基礎放在《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上。這裡特別提一下，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在李登輝、郝柏村時代制訂的，在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時有過一次大修改，差不多修改了一半以上的條文，但是前言部分一個字都沒有動。北京應該很嚴肅地從這一點來解讀蔡政權的基本立場，也應該從這一點來解讀來自民進黨的蔡政府的誠意。不管怎麼說，要說奉行《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政府是分離的，恐怕很難說服人，特別是很難說服2300萬台灣人民。沒錯，北京當然不能認同《中華民國憲法》，但《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是歷史的現實，也是當前政治的現實，從兩蔣以來就是這樣，也是兩岸的根本歧見所在，怎麼解決這個歧見是兩岸要共同努力的。
兩岸之間常常有一些磨擦，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就會變成矛盾。以最近的一些事來當例子。陸客團火燒車事件、雄三、電信詐騙、課綱……等等，大陸都拿來作為蔡政府對大陸不友善的例子。我認為這些事情不能說台灣都沒有責任，但要上昇到敵我矛盾，說這是對大陸的敵意，那恐怕也太過了。不錯，這些事件裡面有一些是台灣這邊的重大的行政管理疏失，有一些是行政單位的白目，有一些也許可以說有內部矛盾，像電信詐騙案牽涉司法管轄的問題，課綱牽涉歷史認知等問題，這些其實都談不上敵我矛盾，最多是歧見或處理不好！
由於戰略互疑，所以像以上那些磨擦就會被放大，而一些比較具重大意義的事情就會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比方說，7 月 12 日海牙的南海仲裁出爐後，蔡政府立刻發聲明強調，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這是中華民國的立場與堅持，其後，內政部部長葉俊榮更指出，內政部1947年公佈《南海諸島位置圖》，已明確宣示東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島及相關海域皆屬中華民國所有，政府將持續主張此一立場。東沙、南沙、西沙、中沙全部都講出來，過去馬政府執政八年都沒有講過。甚至還有新聞評論者提到，這是不是表示兩岸在某些歷史權利的主張上有所接近。當然，在南海問題上，並不是你怎麼主張就能怎麼樣，這裡存在國際間的爭議，必須用國際可以接受的方法來解決。但是，很清楚的，台灣並沒有無端放棄自己的主張與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重大的善意表示。
其實，大陸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台灣在相關方面跟它的立場比較接近，但另一方面在主權立場上又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這要叫台灣怎麼接受？所以爭議到最後，關鍵的問題還是主權問題要如何解決，也就是半世紀以來兩岸之間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中華民國是什麽？所以有時候我跟大陸朋友開玩笑說，大陸一直稱蔡英文的520演講是未答完的考卷，但大陸不能只像老師一樣叫他答考卷啊！台灣人民也有很多人希望大陸來回答台灣人民的考卷，比方說，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華民國是什麼？這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但是北京一直輕忽，用自己一貫的思維來想，而忽略歷史的腳步已經經過了一甲子，主客觀情勢已經發生很多變化。今天兩岸如果要進入政治對話，甚至政治談判，北京可以接受台灣用什麽身份來跟大陸談，而台灣人民也可以接受？研究兩岸問題或者了解歷史的學者，都知道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國際關係事務而言，衝突基本上是不能解決的，但衝突是可以有效管控的。在這種狀況下，兩岸如何來管控可能的衝突？我想對話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因為在很多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要讓另一方放棄核心利益非常困難，比方說台灣要讓北京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簡直是沒有可能；同樣的，北京要讓台灣經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放棄主權，也不可能。當然大陸現在沒有說要讓台灣放棄民主，但是未來要進入政治對話或者政治談判，就會出現台灣的主體性問題，如果大陸讓任何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說我代表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沒有一個人敢。所以，關鍵就是兩岸如何針對彼此的核心利益的衝突，乃至各種更低層次的利益衝突，進行管控，將這樣的管控體系建立起來。
上世紀五、六○年代，相互敵對的北京和華盛頓竭力維持著雙方唯一的直接對話渠道，那就是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在長達15年的136次會談中，其實沒有取得什麽重大的成果，但是卻為兩個當時互相敵對的國家提供了直接對話的渠道，為管控衝突創造了可能。甚至我認為七零年代以後中美能開始走上建交談判，是與五零年代一直到六零年代的鋪墊分不開的。既然在當時都可以有這樣的可能，在今天兩岸有如此密切的往來跟交流之下，雙方只是在核心分歧的主權問題跟政治觀念上存在分歧，為什麽我們不能通過建立一個常態性的溝通機制，先淡化分歧，來把兩岸可能出現的摩擦、衝突管控下來？這樣應該有機會慢慢消除一些相互的疑慮，建立累積一些互信。就我個人的觀察，兩岸之間要建立比較穩定的和平架構，進而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個很重大的工程就是我們如何找出一個路徑圖，從戰略互疑走向戰略互信，最後鋪墊出兩岸和平的藍圖。以上是我的一點感想，請大家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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