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民黨方面。國民黨一些主要人物在“九二共識”上的某種態度蛻變，也是促使大陸必須強調“九二共識”是“兩點論”的原因。國民黨（包括李登輝）從開始承認兩點，到衹承認一點（即不提統一了），再到現在大概衹剩下0.5點，即轉以“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作為立場表述。實際上，江啓臣剛當黨主席時對“九二共識”有過很大的猶豫，本土派要求放棄“九二共識”的聲音一直存在。〔11〕在黨內對“九二共識”存在迴避與閃躲的氣氛下，如果“放棄論”、“過時論”成為黨內主流將使現在僅有的0.5點趨於零。仔細觀察近年來大陸與島內藍綠政黨的互動，國民黨內部在“九二共識”問題上的各種雜音，如“與時俱進”、“憲法論”等，甚至是讓大陸方面采取“九二共識”清晰化的直接刺激因素。惟其涉及較多複雜情節，且容專門在下一節再做深入討論。
總之，民進黨全面否定“九二共識”，國民黨對“九二共識”放水，意味著島內對“九二共識”的認知與態度有重要變化，共同形成了“九二共識”在島內退化的現象。在此情形下，大陸主動轉向“九二共識”清晰化、強調“兩點論”成為必然的對應之舉。如果回顧一下大陸方面的標準性做法，這其中的變化和調整，既是微妙的也是重大的。在較長時間裡，大陸方面對“九二共識”的標準表述是“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較多強調一中這一點，雖然也有對統一目標的表述，但一般放在同一個段落的後面，或有時并不刻意去凸顯這一點。〔12〕但面對台灣方面的主要政黨對“九二共識”的態度或否定或虛置，使“九二共識”的“島內退化”現象仍會不斷延續，大陸唯有強調“九二共識”的“兩點論”，而且刻意凸顯統一目標這一點，才能對衝局勢的變化，彰顯自己的戰略底綫和政策立場。特別是，針對“島內退化”現象和兩岸關係在整體上的“更加複雜嚴峻”，“1·2“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的新概括作為對台政策立場的重要宣示，截彎取直、化暗為明，更從法理、政治和道義上壓制了“台獨”的猖狂之勢，也堵絕了“獨台”的造作空間。一句話：堵絕了島內和平拒統的可能性。毫無疑問，“1·2”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的“兩點論”正解，其實是發展和完善了大陸對台政策的理論論述和政策宣示，最大限度地顯示了“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之錨”，確實具有“定海神針”的作用。
三、國民黨的“憲法論”是一種“另類清晰化”
在台灣方面，多年來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主流表述有兩種：一種是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種是吳敦義做黨主席時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處在國民黨邊緣狀態的洪秀柱和張亞中也提出過她（他）們的表述，即“一中同表”。江啓臣做黨主席後，國民黨黨中央的兩岸政策論述舉棋不定，主要集中在對“九二共識”的糾結態度，似乎還有踩民進黨腳印拿香跟拜的樣子。可以說，目前國民黨內部衆議繁雜，思想仍然無法企穩，有戰略定力和說服力的兩岸政策論述端不出來。
不過，最近國民黨內部在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上有另一種動向引人注意，就是分屬不同派系的政治人物相繼提出了另類路數的清晰化主張。如國民黨青壯派一方面強調“九二共識”需要“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刻意凸顯“中華民國憲法”與“九二共識”的連接。這種做法雖然可保留“九二共識”，但其主要用意和重心顯然是在“憲法”。江啓臣在2020年9月召開的國民黨全代會上特別指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就是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核心價值是“中華民國”。〔13〕將“九二共識”與“中華民國憲法”相連接，不僅是江啓臣為代表的國民黨青壯派的重要主張，也來自深藍陣營領軍人物的最新提法，如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及準備參選黨主席的張亞中等，她（他）們在“護憲保台”的口號下，也將“中華民國憲法”放到了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放大其地位和作用。洪秀柱認為，應依循“憲法”精神，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有更大的幫助。不久前，由她做董事長的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主辦“護憲保台”論壇，主題之一就是“中華民國憲法是否可以成為兩岸和平相處的基礎”。〔14〕需要注意的是，“與時俱進”提出者有意識地說明，這樣做是“要向民衆講清楚”，顯示出其在大陸政策上追隨民意、受多方掣肘的被動特點；“護憲保台”論者則是基於其一貫的“中華民國”立場，并有回應島內“中華民國情結”的慣性。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內部和深藍陣營，對“九二共識”的新解釋轉向突出“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憲法”，這與過去對此的“模糊化”做法大相徑庭，也代表著另一種清晰化趨勢。
大陸以“‘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揭示了“九二共識”的主體意涵，強調了“九二共識”所本來就具有的“兩點論”。島內對“九二共識”新近湧動的清晰化現象出現在國民黨和藍營內部，則凸顯“中華民國憲法”，有將其淩駕於“九二共識”之上的意味（如“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兩岸和平相處的基礎”等）。因此，必須加以澄清與作出對比的是，大陸方面的清晰化與國民黨方面的清晰化在性質上有重大不同。大陸方面對“九二共識”的清晰化是對“原則”的清晰化，是對“核心意涵”的清晰化，“核心意涵”是指一個中國原則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它實際上等同於原則，等同於基本立場。國台辦發言人最近申明，“九二共識”核心要義無論何時都不能模糊和改變，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同時，它是對“兩點論”的清晰化，除了強調一中原則還必須明確對國家統一目標的追求。而國民黨方面的所謂清晰化，可以稱之為“憲法論”，實際上是一種單相思式的“一點論”。而且，這樣的做法是對海協會與海基會關於“九二共識”在一個中國內涵上的“不涉及”和“各有不同認知”的清晰化，也就是它把本來應該模糊的地方（而且雙方同意）清晰化了，反而迴避或遠離了“原則”或“核心意涵”的清晰化。〔15〕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憲法論”是該模糊的沒模糊，該清晰的沒清晰，這不利於雙方達成政治互信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互動。
為什麼當年海協會和海基會在達成“九二共識”時要對“一個中國內涵”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做出模糊化處理呢？因為所謂“內涵”涉及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本是雙方有所分歧與爭議的部分，如果在那個時候就要弄清楚，兩岸兩會的商談就談不起來。所以，雙方都明智地認識到，應該對此先存有模糊，待以後時機條件成熟時通過兩岸政治談判再予以解決。因此，即使現在對“九二共識”需要做出“兩點論”的清晰化，但主要是原則（也即“核心意涵”）的清晰和統一目標的清晰，并不需要擴及到“內涵”或“政治涵義”方面；也就是說，在對“兩點論”清晰化的同時，對“一中內涵”仍可以保留“不涉及”或“各有不同認知”的灰色地帶。對“內涵”或“政治涵義”采取這樣的處理辦法，是當初雙方在達成“九二共識”時的“共識”。雖然對大陸來講，台灣定位始終是清晰的，從而兩岸定位也是清晰的，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台灣定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寫得是很清楚的。〔16〕但是，確實沒有必要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以及後來的兩岸政治對話（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等黨際交流）中就去涉及“內涵”。〔17〕但是，現在國民黨內有人先這樣提出來，直攻“內涵”問題，讓本來“存異”的部分又浮上台面，純粹是自惹麻煩，自己給自己添堵。因為“憲法論”顯然是“原則”與“內涵”錯位，若循此邏輯往下演繹，肯定會進一步造成其兩岸政策論述邏輯的錯亂。儘管江啓臣表示承認“九二共識”這四個字，但卻要消解和修改其“核心意涵”，換言之，是接受外殼不接受內容，從而顯示出他所采取的，是一種偏離“九二共識”、而且有可能越走越遠的做法。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這是國民黨一些人的老毛病，混淆戰略與戰術之間的區別，常常以戰術性花樣代替戰略性目標，造成自己兩岸政策論述的進退失據。
四、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辯證法
說到這裡，可以略微總結一下：“九二共識”的全部含義實際上是“兩點論”加戰略模糊。學深悟透“1·2“重要講話的精神要義、內在邏輯和整體脈絡，就會理解到：第一，習總書記對“九二共識”全部含義所作的有力論述和鮮明揭示，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方法還原歷史真實原貌，也是為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第二，所謂“全部含義”，首先是指“兩點論”的清晰化：一中原則或“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必須清晰，國家統一目標必須清晰。因此，在解讀“九二共識”時“兩點論”要全，不能二缺一、也不能二選一。第三，所謂“全部含義”仍然包括戰略模糊，儘管“1·2”重要講話強調了“兩點論”，但它并非不重視“九二共識”的包容性問題，包括戰略模糊問題。戰略模糊的存在，也是歷史原貌之一，也是當時的初心做法。而且，需要注意到，至今大陸方面尚無一個正式的政策性宣示，表明不要戰略模糊了。否則，“九二共識”這個詞也可以不要了，而衹要使用這個詞，就需要保持戰略模糊。對於是否繼續采取戰略模糊的做法，也就是應否仍然給“九二共識”留有戰略模糊的空間，是一個需要在戰略全局上加以考慮和通盤謀劃的問題。作為大陸最高領導人，在發表“1·2“重要講話時確有闡明基本立場的必要性和表明政策底綫的需要，但講話推動形勢轉圜、引領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使命感也是很強的。
因此，既然大陸方面仍然把“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對“兩點論”的清晰化就不會排斥戰略模糊，而是仍然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戰略模糊。因而，在總體上講對“九二共識”的清晰化應該是適度的、分殊的清晰化，而不是極度的清晰化。因為極度的清晰化預示著一種極端的情形，即衹要“兩點論”，根本不要戰略模糊。除非兩岸關係發生了顛覆性的變故，否則此種情形應該不太可能出現。
實際上對大陸來講，在2035年遠景目標已經揭示出國家發展態勢的明朗前景，而由此將築牢“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歷史大勢的情況下，在兩岸關係發展演進中更需要把握好的是兩對關係：一是“兩岸同屬一中”的“強共識”和“九二共識”實際上仍然作為“弱共識”的關係；二是對於作為“弱共識”的“九二共識”，大陸需要把握好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關係。從辯證的意義上講，“強共識”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而“弱共識”則可以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把“弱共識”發展到“強共識”，是從和平發展轉進到（和平）統一的邏輯順延。而在目前，如果還要維持和平發展，那麼保住“弱共識”，也就是保住“九二共識”及其戰略模糊，是必要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這對島內某些人來講既是一道必答題，也是一道測試題（itisatestforthe“春暖花開”）。就此，對於如何能够保住“九二共識”，把握好“九二共識”的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關係，這裡提出如下建議，僅供參考：
第一，對“九二共識”可以采取“一中原表”的做法，即“一個中國，原版表述”。這樣做別怕費事，先把海協會、海基會關於“九二共識”的兩個版本都擺出來，原文照錄，蒼天可鑒！民進黨不是說尊重“九二歷史事實”嗎？這就是歷史事實。而且，這樣做是有先例的，“胡宋會”會談公報就是這樣做的。〔18〕因此，采取“一中原表”既有充分理由，也有典型案例。
先說理由。一般來講，漢語習慣用簡約方法概括某項政策或某種概念，但在兩岸關係中處理“九二共識”的問題，後來的事實證明，越簡化反而越容易引起爭議，越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複雜化。蘇起用“九二共識”四個字概括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的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結果，本有好心之善，也有簡約之美，還有使用之效；但隨著時間推移和在各方不同解讀下的扭曲與任性，其內容的失真、原義的失傳，乃至後來的爭議之大、說法之走樣，可能也是發明者未曾料到的。民進黨無論其執政還是在野，都一直不接受“九二共識”，并用“九二精神”、“1992年香港會談之基礎”及“九二歷史事實”等繁多說辭混淆視聽，國民黨內部則很早就出現了不同樣式的“一中各表”的說法，而大陸方面也曾一度有過“各表一中”的說法。〔19〕無論是上面哪種說法，都是越簡化概括，越容易產生歧義乃至爭議。因此，不如采取“一中原表”的方式，先把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的原版文本全部奉出，用原版完整的表述說明雙方曾經共同達成的“共識”，以避免“各表”方面的爭議，更避免“事實承認”方面的矯情。也就是說，先複雜後簡單反而是最好的方法。對“九二共識”的認知與解釋，更應該采取先繁後簡的路徑，即采取“一中原表”的做法。〔20〕這樣，原來的歷史事實是什麼就是什麼，而且都是原汁原味的政策表述、甚至用語遣詞，避免自說自話和事後“複雜化”解釋。特別是，“一中原表”、“原版表述”已經包含雙方承認且均予以表述的兩個方面：一個中國與謀求統一；也包含雙方默契下的戰略模糊空間。“一中原表”表的是正解，是“兩點論”，也表了戰略模糊空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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