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4年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表明，這一問題仍然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問題之一，未來前景首先取決於兩岸關係，同時與台灣內部政局及其變化也密切相關。
2014年發生的上述兩個事件充分表明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仍然是、始終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從台灣方面一開始“爭取活動”，大陸方面就明確表示了立場，支持實現習馬會，但不能借助包括APEC的國際場合；台灣方面所做的論述，APEC是“經濟體”會議、馬英九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分與會等，表現了爭取馬英九代表台灣出席北京APEC會議的真實目的。《聯合報》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台灣內部突出的敏感性、嚴重性。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未能成局，更是全面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從來取決於這一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核心內涵，即堅持還是否定一個中國原則，反對、還是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直接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2008年以前的兩岸關係嚴重對抗時期，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顯而易見；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以後，由於兩岸關係的明顯緩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似乎在一定程度被掩蔽。但實際上，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繼續存在並不斷表現。2008年之前與之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2008年之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重點是，與大陸爭奪“邦交國”、爭取參與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2008年以後，則重點在於參與國際合作的組織與活動，並且在這些參與中“提升”台灣的“地位”。2014年台灣的“爭取活動”清楚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重點的這種變化。所以，無論重點如何變化，這一問題事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也不可能變。
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歷史表明，兩岸關係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有直接的決定性影響。兩岸對抗與否、對抗是否嚴重，都直接決定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有無、大小。此外，台灣內部政局主要通過影響兩岸關係，也對台灣“國際空間”有重要的影響。這兩方面影響在2014年有充分表現，在未來時期將仍然有重大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導致兩岸關係發生重要變化，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完全可能隨之出現新的重大變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