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2014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放緩，而且台灣內部發生反服貿行動，但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就在這一大背景上，台灣方面不僅大力推進“爭取活動”，而且在明確得知大陸方面立場後，仍然堅持做最後努力，充分表現了對於通過在APEC會議上馬習會的方式，實現改變APEC慣例，由馬英九代表“台灣經濟體”，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迫切心情。這一迫切心情無疑主要來自台灣方面對於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的強烈願望，但同時也與台灣內部政局變化密切相關。可以合理推斷，如果馬英九能夠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無疑將十分有利於提振藍營士氣和他本人在台灣內部的聲望。這是馬英九本人的真正目的。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在進程明顯放緩的同時，台灣方面擴大“國際空間”的願望卻更迫切。這顯然與兩岸關係處於較長時期的明顯緩和，有十分密切的聯繫。所以，可以預料，這一趨勢將持續保持。但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敏感而且高度複雜，台灣方面積極擴大“國際空間”的努力，勢必成為兩岸關係在深水區的矛盾、磨擦易發點。
二、2014年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表明，這一問題仍然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問題之一，未來前景首先取決於兩岸關係，同時與台灣內部政局及其變化也密切相關。
2014年發生的上述兩個事件充分表明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仍然是、始終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從台灣方面一開始“爭取活動”，大陸方面就明確表示了立場，支持實現習馬會，但不能借助包括APEC的國際場合；台灣方面所做的論述，APEC是“經濟體”會議、馬英九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分與會等，表現了爭取馬英九代表台灣出席北京APEC會議的真實目的。《聯合報》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台灣內部突出的敏感性、嚴重性。台灣方面的“爭取活動”未能成局，更是全面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從來取決於這一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核心內涵，即堅持還是否定一個中國原則，反對、還是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直接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2008年以前的兩岸關係嚴重對抗時期，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顯而易見；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以後，由於兩岸關係的明顯緩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似乎在一定程度被掩蔽。但實際上，這一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繼續存在並不斷表現。2008年之前與之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2008年之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重點是，與大陸爭奪“邦交國”、爭取參與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2008年以後，則重點在於參與國際合作的組織與活動，並且在這些參與中“提升”台灣的“地位”。2014年台灣的“爭取活動”清楚顯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重點的這種變化。所以，無論重點如何變化，這一問題事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也不可能變。
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歷史表明，兩岸關係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有直接的決定性影響。兩岸對抗與否、對抗是否嚴重，都直接決定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有無、大小。此外，台灣內部政局主要通過影響兩岸關係，也對台灣“國際空間”有重要的影響。這兩方面影響在2014年有充分表現，在未來時期將仍然有重大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導致兩岸關係發生重要變化，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完全可能隨之出現新的重大變化。
三、2014年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沒有表現明顯的對抗性，對兩岸關係的不利影響不突出。這是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表現。這一趨勢能否延續，同樣取決於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政局未來的變化。
雖然2014年是2008年以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最為突出的一年，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發生的兩個事件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對抗性。《聯合報》的調查顯示，受調查的台灣民眾雖然認為，兩岸關係外交領域的競爭加劇，但並沒有真正達到“緊張或競爭”狀態，而仍然處於“和緩”狀態。台灣的“爭取活動”，雖然規模大、層級高，但基本上不是兩岸爭奪，而是台灣爭取“參與”；大陸雖然持否定立場，但並未“打壓”台灣。所以，2014年中沒有因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兩岸關係產生明顯不利影響。
從1949年至2008年，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一直是兩岸嚴重對抗的主要內容之一。2008年以後，這種嚴重對抗的兩岸關係明顯緩和，也逐漸減少。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得到明顯緩解，不僅“邦交國”沒有減少，而且開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大會。2014年台灣的“爭取活動”，是台灣的爭取擴大“國際空間”的一項重要行動，如在2008年前，肯定引起大陸方面的“打壓”。但是，在台灣“爭取活動”的全過程中，大陸方面雖然一再公開宣示對台灣“爭取活動”的否定立場，卻並沒有對之進行“打壓”；台灣方面雖然一直堅持“爭取活動”，但並沒有對抗行動。顯然，對於台灣的“爭取活動”，兩岸在各自堅持自己立場的同時，都沒有採取對抗行動。所以，儘管台灣的“爭取行動”未能成局，但既沒有導致兩岸在國際上的嚴重對抗，也沒有對兩岸關係形成直接、明顯的不利影響。但必須指出，台灣的“爭取活動”，仍然對兩岸關係有不可忽視的不利影響，主要是較大程度地損害了兩岸的互信，從長遠看，這將有重要不利影響。
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兩岸對抗的減少，同樣直接取決於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台灣內部政局及其變化的、間接然而重要的影響。實際上，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對抗性，就是兩岸對抗性在外交領域的反映。所以，兩岸對抗性的減少，必然導致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對抗性的減少。這是2014年台灣“爭取活動”，沒有引發兩岸嚴重對抗，對兩岸關係沒有帶來直接、明顯損害的基本原因。至於台灣內部政局，同樣是通過影響兩岸關係的對抗性，而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抗性產生間接的重要影響。所以，2016年如果民進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是否重新對抗，因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對抗性是否重現，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2月號，總第2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