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學素養頗為深厚。在這篇兩萬字的長文中，他根據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論、詹姆士(W.James)的實用主義和懷特海(Whitehead)的《科學與現代世界》，很仔細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說“不熟悉西洋哲學史的學人”，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關於“反智論”所說“從頭到尾無一句不錯”。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祇舉出跟本文有密切關聯的四點。
1.他說“反智論”是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譯作“反知識主義”。其實，此詞祇能譯為反主知論，不可譯為反知識主義論或反智論。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謬以千里了。
2.他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涉的部分。一是對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懷疑，認為智性及由知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反智性論者。”其實，哲學家中對知性懷疑者多的是，如休謨。但反主智論者有經驗論者、主情論者、主義論者，沒有憎恨由知識而來的學問的。余院士由何處得到這種“反智論”的定義？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譯語不確導致的望文生義。
3.他說：“在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示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其實，基督教義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說過“因為荒謬所以我相信”，但從未成為正宗以外，正宗神學也認為理性、知性可以認識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經驗派懷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認識真理”，他們反理性主義，但不反理性。
4.他說：“反智論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種輕鄙乃以至敵視”，此尤為無稽之談。主情論、主意論都是反主知論者，他們自己都是知識分子。一切暴君、汙吏、大腹賈、獨裁者祇反對反對他們的知識分子，且能寵愛歌功頌德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不一定反知識，他們以其奸計為智。希特勒、史達林都有他們的智，並有戈培爾、什丹諾夫這些知識顧問。他們是反人權，不是“反智”。
二、學術論辯的重要
這些論點跟我寫這一系列論文的立場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長文將在《海峽論壇》上分期重刊，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仔細比對。我看完這篇文章後，特地問胡卜凱：當年余英時有沒有對胡秋原的評論作任何回應？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細翻閱當年《中華雜誌》的合訂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應的任何跡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