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做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分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的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從我這一系列文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余英時以為自己就是那位走出洞外的哲學家！事實上，“五四”以來，大多數“全盤西化派”都有類似的心態，他們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識的來源，不過因為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際遇和表現方式而已。中國近代史上“全盤西化派”最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中國全力推其業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到台灣後，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評他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評殷海光在台大講授的“邏輯哲學論”，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評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宣揚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時至今日，海內外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人認定：西方是所有“現代”知識的來源，他們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華，又瞧不起中國文化傳統，不知不覺陷入余院士所謂“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龔忠武在〈辛丑元年祭〉中說：余院士是“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其實他是“最出色的買辦學人”，而不是“最後一個”。他的“出類拔萃”，在於他能夠參與“哈佛幫”，製造“眾人敬仰”的“學術典範”，然後再回過頭來，“訓誨”其華人同儕不可以“雙重邊緣化”！余院士的這個本事，在龔忠武所寫的另一篇文章〈哈佛的激情歲月〉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