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規劃和綱要”第六章“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中，提出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以便可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要“加強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除了人才培養之外，“規劃和綱要”還提出要“實施知識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動，壯大高水平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隊伍”。其實人才的培養，正是台灣民間真正參與、可以大大發揮、有戰略比較優勢的強項。如果台灣的各個大學認真地、真誠地為自己的學生未來在華人社會，乃至全世界的舞台有自己的競爭力，那就應該深入理解“規劃和綱要”，針對中國大陸未來的行業所需要“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結合自己學校定位和優勢，預測中國大陸的發展的方向，依此調整自己相應的課程、設計相應的內容和提供有效的學習方法。有針對性地、計劃性地培養自己的學生，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現代化征程中需要的“人才”，必然提升了學生職場的競爭力。那麼相對於其他國際和地區的人才競爭，台灣的學子就將有著無可取代的語言和文化優勢，大學也提供給自己的畢業生有了更多的事業機會。從這樣有遠見的大學畢業的學生、能不感恩母校嗎？
（五）另一個台灣可以發揮的優勢“機會”，就在於“提升文化軟實力”方面。“規劃和綱要”的第十篇題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其中的第34章的第1節是“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第2節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是台灣的“機會”。有關“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台灣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就有“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如韋政通教授、楊國樞教授、胡佛教授以及黃光國教授等都是為中國社會科學努力貢獻的大師，他們的經驗必然可以成為如今的參考。以當年台灣的時空情境，他們的“本土化”努力就是“中國化”的努力。事實上，之後他們出版的論文集就是以“中國化”為名，即1982年由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也就是要將中華文化傳統和在地生活經驗與現代社會科學相結合，展現更豐富的社會科學風貌。直到如今黃光國教授依然以此為職志，努力不懈。我們相信兩岸的社會科學精英是可以在這一方面進一步共建平台，一起努力，建立為中華民族服務的社會科學，以便與西方的社會科學對話，共同為全人類社會的福祉作出基礎性的貢獻。
有關“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一樣，由於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近半世紀主要的對話對象是西方的馬列主義；而台灣的中華文化近半世紀主要的對話對象是西方的資本主義。而不論對話的對象是誰，必然袛能立足於中華文化，因為這是我們“社會化”的唯一基礎（順便一說，如果兩岸久拖不決，以如今的台灣基礎教育的內容看，今後台灣人的“社會化”就另當別論了）。如果創造兩方的深度對話，必然對中華文化的“弘揚性傳承”提供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為兩岸是進行一場同質異形的交鋒和對話，有助豐富中華文化的現代性和創新性。創新袛有立足自己的文化底蘊，才是獨存的，中華文化如能辯證地兼納西方的資本主義，又能包容西方馬列主義的現代性、對話性，必然為中華文化創造嶄新的生機，支撐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六）機會與機遇：外在條件在任何時候都在起變化，換言之，“機會”時時存在，然而被人們領會、捕捉並加以有效的利用才是機遇。在兩岸關係十分嚴峻的時刻，台灣的青年學子、知識精英袛能依賴自己去“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但辯證地看，這可能既是台灣的損失，但又同時可能是有遠見、有膽識的台灣人民的機會。
四、“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之機會
（一）“規劃和綱要”提供了務實地建設成富強中國的戰略規劃，以及中國大陸可行的戰術實踐作為。從此一背景來瞭解“規劃和綱要”中的第62章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就可以體會北京思考的兩岸關係，並不被當前的台獨當局所糾纏，而是從布局兩岸統一的角度，來思考應有的對台工作。
（二）何以北京總是在對台政策上，並不針對現狀的大家認知的兩岸關係，提出對策；而是堅持“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這代表了北京對自已有能力“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的十分自信。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的講話，就是從“國家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的角度，在“規劃和綱要”延續其精神，倡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加強兩岸人文交流”。前者支持福建省為“探索試驗新高地”，後者便是鼓勵兩岸人才的交流，以使推動兩岸在制度不同之下的相互理解。這些“倡議”看似與當前的兩岸關係的氛圍不相吻合，實則展現了北京已經推動“和平統一”政策的戰略佈署。從某種意義而言，目前“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是提供台灣人民參與“規劃和綱要”的“機會保證”和“機遇保障”。台灣人民看懂了，理解了，把握了，參與了，兩岸人民發展就交流了，兩岸社會的融合就發展了。
（三）從當前的國際格局來看，“台獨之患”本身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袛是癬疥之疾，而“中美博弈”才是心腹之患。而對抗美帝的瘋狂，也袛能是中國崛起。而在中國崛起過程裡，“不殖民，不興兵”式的和平崛起，已經不足以挫敗美帝的霸道。還必須提供世界各個友好國家分享中國的機會，讓全球願意參與的國家和地區，適時捉住機遇，一起發展，才是反制美國霸權的有效之道，更是積極地和平崛起的策略。兩岸關係袛是地區的形勢，所以必須要服從並服務於大局，服從大局則掌握趨勢，不急不躁。服務大局則能穩守底限，志在必得。
五、結語
（一）由於中國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新模式，引發西方，特別是自認為“天選之國”的美國的巨大焦慮和不安，所以美國傾其全力、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遏制中國，這是當今中國外在環境最大挑戰。而目前台灣官方全力配合美國，這是兩岸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嚴峻考驗。在此情況下，台灣官方必然是對台灣的“機會”，處處設障礙，時時給刁難，因而，台灣人民，特別是台灣青年必須從將來看現在，著眼自己的前途，關心自己的未來，抓住自己的“機遇”，才能贏得自己的未來。
（二）當前和平促統的政策，顯然不易在島內獲得共嗚。所以“機會”的提供，自然應該以赴陸的台胞、留陸的台胞、在陸的台胞為對象，以實效達到“口耳相傳”的效果；但如果更積極些，在當下台灣疫情十分嚴峻，百姓望疫苗心切的情況下，是否思考立即出台“泡泡疫苗注射團”辦法，或其他切實可行又兼顧大陸同胞安全的便宜之舉措，就可實惠台灣民眾，彰顯兩岸人民一體照顧的初心。
（三）當前兩岸關係令人憂心，從戰術看，和平統一的機會已經越來越渺茫；然而，如果袛有戰術，則必然受制於台灣的挑釁，被台獨的節奏所帶動，進入美帝的圈套和陷阱。所謂“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必須表現為中華民族的戰略主導和戰術主動。從戰略規劃來看，和平統一無疑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選項，“規劃和綱要”結合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國家努力，“和平統一”的民族需要，在形勢主動權和主導權有自信的情況下，提供台灣人民“解放自我”、“發展自我”和“提升自我”的機會。剩下的就要看台灣人民能否“真覺悟，善把握”此一機遇了。
（四）從中國崛起的多年論述來看，當代中國人所追求和塑造的和平，應該是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和平。帝國主義的和平袛有兩種，一是把敵人消滅了，袛有統治者和不反抗的被統治者的和平；另一種是均勢之下，不得不妥協的和平。此類的和平，有武力均衡、利益均衡、恐佈均衡，此類和平是不信任的和平，有防備的和平，是爾虞我詐的和平，袛是僵持、袛是暫時，袛是焦慮。而中國人如今的和平是相互擁有的融合式和平，是相互嵌入、理解的融入式和平，是相互依賴、相互領悟的共同體式的和平，這應該是康德所想要的“永久和平”。這種不同思考的“和平”，是西方人不可能消滅敵人的和平並存，到轉變敵人為合作朋友的和平互利，再昇華至共同體的與自己心平氣順的和平的全新嚐試。當然這是需要耐心、需要信心，也不保證一定成功，但是對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亂局，有著5000年文化，正在接近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人依然應該努力嚐試。對世界都如此，何況兩岸小局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7月號，總第28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