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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處於戰略膠著期。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暨推動國家統一進程中若干重大問題之管窺 作者：黃閩（北京），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副理事長、原法律出版社社長
【摘要】當前，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處於戰略膠著期。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民間意見高度關注和急迫，程度空前；學術上的見解多元化紛爭分歧；除了各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之外，還存在著多種兩岸情勢的變化和國際要素的介入。在兩岸關係的戰略膠著期，還發生了新冠病毒感染的嚴重疫情以及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未來國際政治秩序有重大影響的俄烏戰爭。解決台灣問題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台灣問題的插手不斷升級，西方國家的議會和政府政客，公然大打台灣牌，竄台事件頻發，日本加強與美國勾聯，意欲以軍事手段阻撓中國的統一。戰略膠著期的另一個表現是，對大陸而言，政策舉措的實施，力量和資源的投入，不可能衹表現出正向的效能，而是正向效能和負向效能同時存在。在戰略膠著時期，辨析若干重大敏感的國家統一和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對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調整對台工作舉措和方法，具有現實意義。
一、“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個中國框架”
（一）“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政治關係的基石
“一個中國”的本質是主權完整的中國。兩岸政治關係的種種紛爭一定要回歸“一個中國”的原點。大陸方面，無論是“一個中國原則”，還是“一個中國框架”都是基於兩岸憲制性法律規定的精神。“一個中國框架”，不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取代或替代，而是因應兩岸關係的變化對“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彈性表述。應該強調的是，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框架”的“一中”內涵并沒有絲毫的的改變。“一個中國框架”如果離開了“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石，框架就會崩塌，將不復存在。
（二）關於“一個中國框架”
“一個中國框架”，是2012年胡錦濤在中共18大報告中提出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2012年7月，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對“一個中國框架”作出具體闡釋，他說，“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的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
（三）“一個中國框架”的誠意和善意
賈慶林在講話中提出了“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體現了大陸對台灣現行法律的必要的認同與尊重。國家統一前，台灣的身份，不可能在“兩國論”的框架內加以論述。由於“一個中國框架”，并沒有引起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在此之後，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不再提“一個中國框架”。“一個中國框架”的提出，顯然是大陸善意和誠意的透支，其誠意和善意已經到了極致。
無論是“一個中國原則”還是“一個中國框架”，都是兩岸政治關係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石，更是“九二共識”的靈魂。如上所述，一個中國的本質是兩岸同屬於一個不能被割裂的主權完整的中國，兩岸都致力於謀求國家的完全統一。一個中國的內涵是缺一不可的：既是血緣的中國、歷史的中國、文化的中國，更是主權完整的包含了“港澳台”的“一國兩制”的“政治的中國”。一個中國原則，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不可妥協、退讓的基本立場，也是國際共識，是台獨分裂勢力妄圖分裂國家不可逾越的屏障。
（四）“一個中國框架”重啓需要兩岸關係改善的條件
明眼人可看出，2008年，中國國民黨勝選執政，此後，兩岸關係得到了重大改善，兩岸商簽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兩岸的民間往來十分熱絡，政治互信有所改善，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出現了積極樂觀的氣象。“一個中國框架”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為兩岸政治談判對話搭建更有彈性和包容性的機制。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中，確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表述，是未來進行統一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乃至政治安排的基礎。兩岸的一中同表，就是暫時擱置一個中國政治意涵的爭議，回歸歷史的、文化的、血緣的、領土完整的中國，以共同締造未來全新的大中國。中共十九大之後，不再提“一個中國框架”，是基於兩岸政治關係的疏遠，而暫時按下不表，并不意味著對“一個中國框架”的放棄。是否重啓，取決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演變。
（五）“一個中國框架”的結構和基本內涵
框架的搭建，當然需要諸多內涵的充實，對“一個中國框架”的空間結構和內涵的理解，對處理兩岸關係和推進國家統一大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政治的中國
政治的中國，是完整中國的政治符號，而不是完整中國的全部。所謂政治中國，就是兩岸中國主權代表之歸屬，是對於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不同認知，是兩岸憲法對一個中國表述的差異。在台灣，由於台獨勢力操弄之下 ，歷史的、血緣的、文化的、領土完整的中國，因主權代表權之爭、法統之爭，被割裂為兩岸各自所代表的政治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國共兩黨之爭，尚在一個中國的體系框架之內；民進黨及台灣政治人物如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則已經離開了“政治中國”的代表權之爭，從對等的政治實體到公開宣示“兩國論”“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把“一個中國”政治化、妖魔化。
本來，兩岸共享完整中國主權，完全可以體現兩岸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把“一中”變為政治對抗的符號，是台灣民進黨當局進行分裂活動的政治操作。大陸一個中國的表述是有明確分際的。在國際關係範疇，“一中”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關係上，大陸的表述為：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表明大陸和台灣共享中國主權。在這個兩岸“一個中國”場域裡，中國并不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大陸方面擱置爭議的善意。而恰恰是台灣當局把“一中”變成政治對抗的符號，凸顯爭議。民進黨更是把中國視為與台灣并列的他國甚至是敵國。
2.歷史的中國
作為政治常識，中國的國家名稱就是起源於五族共和，以中華民族族群為稱號的“中華民國”。辛亥革命催生的“中華民國”就是歷史上第一個以民主共和為標榜的亞洲現代國家。由於特定的時空背景，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敗的緣故，催生了新中國的國家稱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作為歷史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政府繼承。正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大陸的語境，經常運用的概念就是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不是中國的終結，而是中國新的國家形態和以此為依托的大陸中央政府。
在1973年之前，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仍然由“中華民國”所代表，對於兩岸政府和人民來說，一個中國是天經地義的。
3.血緣的中國
血緣的中國，通稱同種。台灣與大陸關係中較為明晰的歷史，是明代以來的四百年。兩岸民衆的關係，是以大陸居民向台灣移民，台灣民衆回大陸省親、經商、擇業為基本形式的宗親與血緣的聯繫。中國大陸本來就是各民族在漢文化和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相互融合的大家庭，中華民族就是這個多民族融合大家庭的大名號。台灣的繁榮史，是大陸的移民史，是大陸宗親血緣的跨地域流動和遷徙，台灣多數民衆的血緣之根在大陸。血緣的中國，是完整的中國的親情之根本。
4.文化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通稱同文。兩岸語言文化的高度契合，是基於兩岸共同的歷史和血緣，這是一個完整中國的共同精神家園。兩岸習俗相同，共奉天地神祇，台灣本來就是大陸血緣相親、歷史相融、休戚與共的文化紐帶所維繫的同胞兄弟姐妹。
厘清“一個中國框架”的構成要素，是全面正確理解“一個中國”的完整內涵，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對台大政方針指引下，制定正確的對工作的策略，與台獨分裂勢力作鬥爭，最大限度地爭取台灣民衆對改善兩岸關係、爭取國家和平統一前景的理性認知。
二、“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
（一）“中華民國”的政治歷史遺產問題
“中華民國”的政治歷史遺產問題，是最為敏感而複雜的學術問題，也是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中的現實問題。兩岸關係如果出現政治談判或政治協商，“中華民國”的政治名號的處置是繞不過去的坎。和平統一還是非和平統一的主導權在大陸，大陸可以審時度勢，依兩岸政治關係的現實，主導國家統一的方式和進程。“中華民國”政治歷史遺產的處置，在國家統一大目標之下仍然具有彈性。
台灣主要政黨對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的回應與態度，是兩岸政治關係的晴雨表。作為兩岸關係的主導一方，大陸可以有更多的政治智慧，做必要的政治妥協。但是，政治妥協的前提是對“一個中國”和“致力於國家的統一”的政治共識的認同。衹有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共識是不够的，台灣主要政黨要有“致力於國家統一”的政治意願。這兩個基本點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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