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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並不需要與其它模式比較和競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中評社╱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吸引力競爭力由何而來 作者:王衛星(北京),中國軍事科學院首席專家、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模式之所以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在於它不是一種教條的學說,而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種發展模式。事實上,中國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百年來艱苦探索,歷經坎坷。我們學過德國、日本,後來又學英國、法國、美國,再後來又學德國、意大利,之後又學了蘇聯。“西方的,我們都學遍了,但都碰壁了”。最後,回過頭來才認識到,不能邯鄲學步,忘了本色初心,必須走中國自己的路,走社會主義的路才是正道。中國模式并不需要與其它模式比較和競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正處在兩個具有決定性意義且彼此相互影響的歷史交匯點上。其一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聲望影響正處在一升一降、此長彼消的歷史交匯點上;其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正處在即將破繭而出、全面突破的歷史交匯點上。兩個交匯點通過“十四五”的開局起步進一步緊密結合在一起。從今年“兩會”的國際關注度即能明顯地感受到,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的蓬勃生機及其在國際社會中日益強勁的影響力吸引力競爭力。
一、社會制度變遷存在兩種方式
正如自然界存在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規律一樣,人類社會發展也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正因為如此,迄今為止,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衹不過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產物。而貫穿其中的一條歷史規律,就是因亂向治、治不忘亂,求治則興、廢治則亂。
國學大師錢穆在《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展現了中國歷朝歷代在建立之初的制度有效性,但它們又都不免於最終的制度衰敗而導致王朝潰敗與更迭。究其原因,或是在於沒有很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演變,或是因為貪戀以往的制度紅利、漸而偏執於制度依賴,而忽略了適時自新。中國之外的國家同樣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曾長期陷入“黑暗的中世紀”,近代以來則不斷發生內亂或者對外戰爭,直至20世紀中下葉後,才表現出較好的治理和穩定的秩序。西方國家也因此陶醉於自己的“制度優勢”,不再惕厲反思、與時俱進、開展制度革新。冷戰剛剛結束,美國學者福山便貿然提出“歷史終結論”,宣布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時代到來,就是這種志得意滿社會心態的典型表現。英國學者哈羅德·帕金卻在那時指出,“如果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們一味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幸災樂禍,不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有可能在未來重演蘇聯和東歐國家剛剛遭受的命運:社會不滿、經濟內爆和政治崩潰。”二十多年後,美國、歐洲國家當前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出現的越來越多的混亂現象,正在驗證帕金的遠見。而與此同期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西方宣告“歷史終結”、分享“冷戰紅利”之時,東方的中國并沒有因為社會主義陷入低潮而就此跌落谷底、一蹶不起,反而是砥礪前行、守正創新,殺出了一條血路、開辟了一片新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而且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上也獨樹一幟,屹立東方。
不可否認,任何社會制度在產生之初都有一定的進步性,但能否持久存續、永葆健康和活力,則取決於該制度是否能够適應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并在其中扮演正向驅動、向治求治的角色。而一旦其逆世界潮流而動,即使一段時期內繼續存在,但終究難以逃脫“躺在歷史的軌道上,等待未來的列車從身上碾過”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制度變遷主要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為激進式制度變遷,即根本制度的更替,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替代;一種是漸進式制度變遷,即在根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各種具體制度的不斷微調、改良與創新。從社會制度嬗變角度加以審視,新舊制度更替必然要經歷碰撞與競爭,要在各自的不斷實踐發展中向人類社會展示其進步性,并最終接受時代的選擇。實踐中,這一過程通常要藉助戰爭或重大突發事件這一制度優劣的試金石進行驅動、檢驗和加速。
二、中國制度在全球制度競爭中脫穎而出
人類“是生存還是毀滅”?400多年前莎士比亞曾提出類似的問題。今天,當新冠疫情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危機,各國共同面對這場執政大考時,生存還是毀滅的選擇再次擺上了日程。
危機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人心的得失,映射了制度的優劣。現實世界中,在應對全球新冠疫情的態度和方式上,世界已截然分成了兩部分:一個是社會主義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人類共贏;一個是資本主義美國奉行的以鄰為壑,一意獨善其身。一個是奮力拼搏的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卻顯示出人定勝天的鬥爭精神和生命要得到平等尊重的人文關懷;一個是代表全球科技和經濟巔峰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卻暴露出視人命如草芥的自私本性。
“當潮水退去時,你才知道誰在裸泳;當潮水汹湧時,你才能看到誰在真正乘風破浪。”疫情加深了世界對中美兩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比較和瞭解。當前,中國正取代某些西方大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中國穩定,世界和平;中國發展,世界繁榮,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最新民調顯示,在德國、法國、西班牙、丹麥和葡萄牙,逾60%的受訪者表示,已喪失對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信任。德國和法國公開表態要反思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1月2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達沃斯論壇視頻對話會上明確指出:“在面對社會不平等危機、民主危機、民主制度的可持續危機、氣候危機的情況下,現代資本主義模式已經無法運轉。此前形成的平衡和共識被這幾種危機的加速完全打亂。”法國已開始考慮國有化一些民生行業,而西方意識極其濃重的意大利不僅早就開始全盤接受“中國式方法”,甚至在醫療體系瀕臨崩潰之時希望中國醫療隊“全盤接管”醫院ICU系統。
2月25日,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刊發的《世界進入兩種政治競爭時代》一文認為:“全球化并沒有依照美國模式在政治上改變世界。大量證據已經表明‘民主國家’的繁榮已經停止并且正在逆轉,未來世界將出現兩種彼此競爭的政府模式:拉平模式和利維坦模式。”“中國就是‘利維坦’”。“拉平模式對利維坦模式競爭的吸引力之戰在很多新興國家展開。它迫使一些國家開始討論自己的價值觀。它們很快就會問自己,是想複制中國的成功,還是把英美當成典範。”
1月13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刊登的《中國在中西制度比較中勝出》文章指出:“長期以來,社會學家們一致認為,由個人自決、民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福利國家等要素組成的自由社會模式,是實現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理想之路。然而,結果卻不一樣。現有的自由民主國家已證明更加不穩定,更危險。事實證明,共產黨中國現有的政體非常成功。中國體現了一種新型的制度,已成為2020年制度競爭的合法勝利者。”
英國《金融時報》稱:“如果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高收入國家,那麼它將帶來一種全新模式。”一名外國專家長期觀察中國後,這樣評價:“良好的制度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進步,激發了人民的創造力,成就了中國的繁榮。”疫情使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中國始終站在世界去亂向治、勵精求治的前列,是世界爭取光明前途的主要力量。正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所說:“跟著美國就會走向戰爭,跟著中國就是走向發展。”西方資本主義是從自利逐利、掠奪擴張中發展起來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在立己達人、兼濟共贏中追求著自身崛起。
今年3月,《紐約時報》刊發知名記者和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中國不再尊重美國,他們有理由這樣做》的文章,在美國掀起一場圍繞中國的大辯論,有媒體稱:“美國已變成一個臃腫、無能的強盜政府,被巨大的不平等、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和衹讓最富有者受益的經濟所困擾,政治體制賦予少數人以統治權;對新冠疫情的反應完全失控;城市陷入混亂,首都被洗劫;公共教育系統就是一場鬧劇;基礎設施就是個笑話;大規模槍擊件每月都會發生,包括在學校;由於泛濫的貪婪,金融系統處於崩潰邊緣;由於中央銀行每次印鈔救市,導致多次經濟崩潰;中產階級已被掏空,等待死亡,醫療保健系統像禿鷹一樣捕食他們;關鍵健康指標(壽命、嬰兒死亡率、肥胖)越來越糟,生活成本也越來越高……”也有評論說:“當中國在規劃下一個五年計劃時,我們正忙於兩黨鬥爭,一項1.9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拯救法案在國會滯留數月後兩黨仍未達成共識;當中國衹花一周時間建造兩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時,美國人仍在討論口罩和漂白劑注射是否有效;當中國通過把最優秀的學生送到美國來大力投資技術和基礎設施時,共和黨人標榜市場經濟決定一切,并拒絕采取任何行動;當中國簽署世界上最大的經貿協定RCEP和中歐投資協定時,美國退出了可能會孤立中國的TPP。”“我們憑什麼被尊重。”
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是否有影響力吸引力競爭力,并不是由自己界定的,而是經由歷史發展和人類實踐得出的結論。社會制度的優劣,不在於自己標榜如何“偉大”“普適”,而在於每逢歷史關鍵時刻,你做出的最終選擇,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心的向背。其中,災難又是最好的試金石。人類是“生存還是毀滅”?世界選擇什麼樣的治理方式?各國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世界各國人民會在治亂對比中強化自己的判斷,并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藉鑒他國的經驗模式,形成自己的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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