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認為，4月8日在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部分民主黨及共和黨人共同提出“戰略競爭法案”，自然是針對主要對手中國。法案中提出要制裁“因竊取美國知識產權而受惠的中國企業”，亦對新疆問題及台灣有表態。
在同一時間，美國商務部也提出限制美國企業出口特定產品給7家中國企業及機構，這7家中國企業與機構大多為雲端運算中心。對於這做法，美方說是保護美國國家安全，中國認為這是“美國不滿自己在超級計算方面技術落後”。
而這把火也波及到台灣，據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台灣企業台積電與另一家世芯科技公司生產的晶片，有提供給此次被制裁的中國企業天津飛騰公司，這個消息讓當天的台灣股市的科技股大跳水。
有趣的是，提供給《華爾街日報》牽扯到台積電和世芯科技跟中國有商業往來的訊息，竟然是民進黨政府在國防部下設置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歐錫富。顯然民進黨為了配合美國跟中國的“大國競爭”，已經不惜把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給砍倒。所以，台灣政治站隊美國，經濟站隊中國，在大國競爭的現實裡，讓台灣現在有些“精神分裂”。
這當然也是台灣民意大部分會認為，美國是在利用台灣的想法，尤其是民進黨政府越親美，民意的反彈就越大，這或許是台灣黨政人士所難以想像的民意取向。
三、什麼是美中“大國競爭”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之後所提出的“大國競爭”概念，不僅讓美中兩國對抗形式初具，美國也意圖把西方盟友，以及印太國家拉進這個框架中。
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大國競爭”，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口中所稱，“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而且類似俄羅斯、伊朗及北韓，許多國家雖然對美國構成嚴重挑戰，但“中國帶來的挑戰不同”，僅有中國有撼動現行國際體系的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因此中國是唯一具有足夠實力，可以嚴重挑戰由美國所形塑的全球制度能力的國家。
可見，拜登政府是有意把美中競爭導向包括在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上的競爭。如果再看3月3日拜登總統所發表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的內容，拜登政府是把美中關係放在三個籃子裡，分別是“對抗、競爭與合作”等三大面向，而這三大面向是層層交疊的“一體三面”。拜登政府看待中國的重點在於，希望可以促使中國在國際市場上遵守規則，也能夠跟美國企業有平等的競爭。
這種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從過去川普時期的貿易戰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國同樣感受到美國日益增強的威脅。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軍印太司令部正推進在關島部署陸基神盾系統的計畫。而3月4日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戴維森闡釋部署這一系統的理由是，因為關島現有設施是為針對防禦北韓而設計的，“不足以應對中國飛彈的威脅”。所以美軍印太司令已經向美國國會提交在第一、二島鏈部署中程飛彈計畫。
在美國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導向軍事上的競爭之後，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必然升高，所以大陸今年以6.8%的軍費成長雖然已經超過兩千億美元，但相較於美軍的軍費預算總量，也不過是美軍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在美中“大國競爭”之下，未來大陸軍費預算恐怕還會加速成長，這也可能導致東亞國家跟著加入軍備競賽。
而在美中“大國競爭”的策略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美國時間3月18、19日於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舉行美中高層戰略對話。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後，美中高層首次面對面溝通，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不過，這次戰略對話雙方的開場白打破了以往外交禮節式的寒暄，讓全世界直擊了美中“唇槍舌劍”、“火光四射”的場面。
在這場美中高層戰略對話中，楊潔篪和王毅不留情面地指責美國，打破了任何美中關係可能重置的幻想。尤其是中國高層外交官在對話會上，作風比川普任內出席任何公開會談還來得強勢，不禁讓人擔心起美中關係狀況。
中國之所以敢於在美中進行高級別的外交會談中，毫不禮讓美國的表現，顯然是受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中國“兩會”上所表述過的話所影響，習近平當時說：“中國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習近平不久前還說過，美國是中國的頭等威脅，所以習近平所說的“世界”，應該指的是美國。
尤其是在對話會的前兩天，美日在東京舉行了“2+2”對話後發表了聯合聲明，其中有一條宣稱“美國和日本承認，中國的行為不符合現有的國際秩序，給聯盟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樣的指責並非是“待客之道”。
另外，美國在會談召開的前一天，還以“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為由，對24名中國和香港的官員進行制裁，這種下馬威的做法，已經令中國高度不滿。再加上布林肯在會談的開場白中，採取居高臨下的姿態直接衝撞中國的核心利益，稱“中國在新疆、香港、台灣的政策威脅到國際秩序，並非僅僅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這種指責，更令中國無法容忍。
可以見得，美國是想通過造勢向中國施壓，刻意營造出一種對自己有利的氣氛再進行會談，但美國是低估了中國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上的決心和底線。因此，無論是楊潔篪說的“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還是王毅講的“美國的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了”，都是回擊美國此前對中國做出壓制的動作，中國必須當面闡明不滿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原則。
四、台灣民意為何不相信美國？
在美中“大國競爭”的氛圍下，由於美國一直把台灣問題拉入香港與新疆問題來談，這讓台灣問題直接觸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讓中國加大戰機對台灣西南空域的襲擾頻率。而4月初中國航母遼寧艦穿過宮古海峽，到台灣東面海域進行軍演，都讓台海危機再度升高。若加上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戰略競爭法案”，確實使得台海再度成為“火藥桶”。
美國的戰略操作看似保護台灣，但卻被台灣民意認為是在“利用台灣”。反倒是希望與大陸維持對話交流的民意卻高達77.9%，這可以解讀台灣民意相信美國保護台灣並不真實，但是中國說要維持兩岸和平發展，卻讓大部分台灣民衆所相信。
台灣民衆願意相信大陸的“和平說”，不相信美國的“威脅論”，應該還是基於同是中華民族的情結所致。當然，對於民進黨過去5年不斷加碼操作“抗中論”，也出現彈性疲乏的心理。
在這種意識心理背景之下，未來民進黨操作“抗中論”的外溢效果應該是會持續遞減，而類似習近平在視察福建時所說的“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促融論”將會逐步發酵，讓台灣人民更相信中國會帶來和平，美國衹會帶來戰爭，這是走完全親美政策的台灣政黨人士應該深思之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5月號，總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