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理解馬英九在推動兩岸政治性對話時必須考慮美國立場的看法，但是台灣也必須明瞭到，做一個扈從者必然失去自己的主動權，特別是當華府與北京需要利益妥協時，台灣有可能會被出賣或犧牲。台灣為了做一個忠誠的扈從者，就必須不斷地向美國購買武器，犧牲國內基礎建設或社會福利所需要的資金。
做一個扈從者與當事者，其思考的內在矛盾在於，一方面在面對北京時強調自己的獨立自主性，但是在面對華府時卻是一個十足沒有自“主權”力的依附者，無論是向美國的軍購或與大陸的軍事互信機制協商，均必須等到美國開綠燈才能放行。
“國際社會接受”的說法，等於清楚地告訴北京，沒有美國的同意，兩岸政治性的對話不可能展開；也同樣地告訴了美國，可以安心了，沒有美國的同意，台北方面不會接受北京的喊話。馬英九選擇做一個忠實的扈從者。
五、以“全民共識”做為“開啟政治對話”的閃躲思維與困境
不管是希望擔任“全民總統”或是為了未來“選票極大化”，馬英九沒有把“和平協定”當成是一個他拿到七百多萬選票後必須履行的承諾，他也沒有愈早達成兩岸和平協定、愈有利於兩岸關係正常化發展的認識。馬英九只在陳述困難在哪裡，並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意願與方案。在兩岸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這些問題上，馬英九沒有選擇自己承擔，而是把問題丟給一般普羅大眾，“全民共識”看似答案，其實是“不表態、不承擔”的另一個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