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十年屢經周折 高考改革小步快走
1、考生發揮空間漸大 高考作文折射時代變遷
“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這是唐朝詩人劉長卿《別嚴士元》中的詩句。今年，北京市的高考語文試卷，要求考生圍繞這句古詩寫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體裁不限。北京交通大學附中語文教師鄭忠東認爲，“這個題目與最近幾年的命題風格一脈相承，話題具有很高的開放性，考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
回首三十年高考路，高考制度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作爲教育改革的晴雨錶，高考試題最直觀地反映了這種變革的脈絡。1977年，中斷了十年的高考首次恢復，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上海市以《在抓綱治國的日子裏》爲題，湖北省則是《學雷鋒的故事》。顯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時代雖已過去，但高考作文依然沒有擺脫泛政治化傾向。（北京中新網）
步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政治味濃厚的作文題目退出歷史舞臺，關注社會熱點的作文題目成爲主流。這一階段，高考作文題對準經濟體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設、環境污染等方面，強調文學與生活的聯繫。在此期間，1981年的《毀樹容易種樹難》，1985年的給《光明日報》寫封反映環境污染的信，1986年的《樹木、森林、氣候》都是跟環境相關；1982年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關注的是個人對於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多元化帶來社會意識的多元化。這一時期，高考作文試圖爲學生樹立一種主流的價值觀，來應對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同時考察學生對現實生活和倫理道德的思辨力。從1991年的“近墨者黑”與“近墨者未必黑”的辯論，到1998年的《我所追求的品格戰勝脆弱》，無不關注考生的品格素養。
進入二十一世紀，參加高考的考生是“八零後”一代，他們張揚個性，爲人、行文都有突破傳統思維的獨到見解。高考作文命題也相應變化。從2000年的《答案是豐富多彩的》、2002年的《心靈的選擇》到2006年的《老鷹和烏鴉》，都爲考生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話題，讓寫作者追求思維的發散性、創造性，鼓勵大膽想象，自由發揮。（上海東方網）
2、高考改革不斷進行 改革方案大都利弊同生
事實上，高考從恢復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處於不斷變革之中。（浙江在綫網）
上世紀八十年代，教育部對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從試卷和教材入手，引進了美國的試卷模式，以取代原來相對粗糙的出題方式。這一時期，整個國家的主題是體制改革，教育體制的改革也隨之啓動，二百多所高校試行“校長負責制”，實行黨政分開。
八十年代末期，大學生出現了“公費生”和“自費生”的區別，高考漸漸演變成了“雙軌制”，一條腿走在計劃的老路上，另一條腿開始邁向市場。這種狀況持續到1996年，“雙軌”並爲“一軌”。並軌後，免費的午餐沒有了，所有的學生都成了“自費生”，學費從此只漲不跌，成了家長心中的隱痛。
世紀之交，高考的變革開始加速。1999年，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從前“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變得相對輕鬆，但隨之到來是，大學生失去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分配保障，就業難的問題開始凸顯。（北京人民網）
在中國教育這根長長的“鏈條”上，高考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節點”。過去三十年，每一個改革方案的推出，大都利弊同生。這項改革，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引證。（北京中新網）
3、考試改革實效顯著 招生制度改革還須跟上
高考制度改革一般包括兩方面：高考考試改革、高考招生改革。翻開高考30年的改革篇章，“考試改革”尤爲濃墨重彩，實效顯著：1977年，高考考試分文理科；1994年，爲緩解應試教育壓力，高考科目從7科減到5科。（廣州金羊網）
1991年，湖南、海南、雲南三省試行“3＋1”考試。1999年，廣東省經教育部批准試行“3＋X”科目組考試，引起不小反響。“3”指的是語文、數學、外語；“X”是指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等科目中自由選組或綜合，此方案後被逐步推廣至全國。直到2007年，廣東、海南、山東、寧夏進一步在此基礎上改革，推出“3＋文／理科基礎＋X”、“3＋3＋基礎會考”、“3＋X＋1(基本能力考試)”、“3＋小綜合”的改革，突出對考生能力的考察。一系列改革下來，一些具有特長的學生通過選擇進行分類考試，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學生特長和興趣的尊重。接著，又有了在部分地區實施的春秋兩季招生考試方案，這一新的招考方案的出臺，進一步打破了全國統一進行的、“一考定終身”的高考模式。（北京光明網）
高考“招生改革”也進行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大“動作”有兩個：一是2003年開始在北大、清華等22所高校實施5%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中學推薦占很大比例，現此方案已推廣到53所高校；二是2006年開始的復旦、上海交大通過“考試＋面試”進行小規模的自主選拔錄取改革。（天津北方網）
同濟大學分管教學招生工作的副校長李國強認爲，“高考畢竟只是一次考試，一次考試之所以被人奉爲神台，關鍵在於‘以高考分數爲唯一選拔標準’的高考招生制度——高考分數即命運。要改變高考‘獨木橋’現狀，必須著重在‘招生制度改革’上下功夫。而不繞出高考考試改革的小圈，整個高考招生制度‘分數至上’的大環境不變，高考制度改革將很難有大作爲。”（香港《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