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讓利窮人還是富人 無助個稅公平
1、老百姓還是主力軍 减稅仍未到位
2006年，個稅起征點由800元調整到1600元，在許多人眼裏，今次調整幷未到位，因爲1980年800元的購買力，估計超過現在的8000元。1600元的起征點本來就不高，尤其今年以來出現了大幅度的物價上漲，物價漲意味著工資“含金量”的下降，對此，每個人都感同身受。所以，個稅起征點看似1600元，實質上却大大下降。（北京《新京報》）
而且，“按照2000元納稅扣除標準，全國工薪階層的納稅人將由50%降低爲30%”的說法幷不牢靠——據國家統計局10月29日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爲1853元。可見，2000元起征點幾乎將平均收入綫以上的所有工薪階層一網打盡。（北京《中國青年報》）
征繳個稅的根本目標在于借助稅收杠杆調節貧富，但該目標在實際操作中實現的可能性太小，關鍵便是起征點設定是否合理。上世紀80年代頒行個稅法，起征點是800元，那年月國內平均月工資是60元左右，起征點高出國內平均工資13倍以上。換句話講，當年對高收入者的界定，至少是國內平均月收入的10倍以上。2006年元月開始，起征點雖調高至1600元，看上去幅度不小，可當年全國月平均工資是1750元，意味著起征點與“高收入”之間的倍數被悉數“貪污”掉不說，甚至降到了國內工薪階層月平均工資綫以下。在工薪階層收入本就在國民總收入占比例較低的前提下，沒有把個稅調節的重點放在高收入社會群體身上，而把將其放在衆多的低收入工薪階層身上，顯然不利于扭轉工薪階層成爲個稅納稅“主力軍”的不合理局面，甚至更直截了當地挑明，它與目前構建和諧社會的集體訴求完全南轅北轍。（廣州《廣州日報》）
記得學者王小魯2007年發表研究報告顯示，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目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拉至55倍。就以金融、電力、烟草、公務員等爲例，他們的月工資都不高大概1600左右，但年薪一般都超過5萬。這些其他收入可以說是一個無底洞，個稅徵收却一直“漏掉”其中大部份收入。（北京中國網）
2、收入越高獲益越多 幷非劫富濟貧
在公衆熱情討論提高起征點時，有一個問題被嚴重忽視了，不妨稱它爲單純提高個稅起征點的“效益悖論”，那就是：每一次起征點調整，實際上是收入越高的人獲益越多，而不是我們通常所認爲的“大爲减輕廣大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稅負”。打個比方，一個月收入1800元的人，起征點調整帶給他的好處是每月少交10元；而一個月收入20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處是20元；一個月收入25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處是40元；依此類推，高收入者最高能獲得的好處是每月少交180元。（上海解放網）
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個稅實行的是9級累進稅率，起征點提高400元，每個級別因此能减少的稅款是20元，這個數字每增加一個級別就翻上一倍，因此最多能少交稅款180元。誠然，少交180元對月收入10萬元以上的人而言，幾乎感覺不出來什麽；但是在國家稅款的意義上，這却意味著，財政收入每年减少的300億元中的絕大部分，不是“反饋”給了因此可以免交個稅的20％的職工，而是“反饋”給了其他高收入者。——這正是單純提高個稅起征點的不公平性所在。（北京國際在綫網）
3、“收錢”思維主導徵稅 慎防見利忘義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其實個稅起征點的背後，更多地折射的是我們的稅收管理問題。長期以來，稅收部門更多地只是站在部門利益的立場上來徵稅，而不是以服務民生、協調社會發展的思維徵稅。而且現在更有一種傾向，但凡某個領域出現什麽問題，似乎徵稅就是唯一的解决良方。于是我們看到，很多奇怪的稅種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地出現。爲了解决房價高漲問題，我們出臺了大戶型保有稅；爲了抑制過熱的股市，我們提高了印花稅……結果如何呢？不用說誰都知道，稅收幷沒有解决問題，只是增加了財政收入而已。（廣州《廣州日報》）
沒有人會否認納稅的合法性，但問題是當公衆依法納稅時，稅務部門往往沒有表現出相應的稅收征管能力。他們在增加新稅種時，只考慮徵收，很多時候却忘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比如說，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要主動申報納稅，其實哪些人年收入12萬元以上，稅務部門比誰都清楚，爲何還要納稅者主動申報？是一貫的官僚做法讓他們懶得調查而習慣了坐等上門嗎？再比如，炒股收入要上報，倘若此舉是爲徵稅做準備，可是股市進進出出，盈虧到底如何納稅，稅務部門可有相應的徵收能力和對策？（北京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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