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銀行出錯民衆買單 法制忽略保護公衆利益
1、“人之罪”還是“機之禍” 罪責不能全部歸咎許霆
許霆是否構成“盜竊金融機構”，進而是否構成“盜竊罪”？許霆案的關鍵在于，被告人的犯罪産生在發現ATM機存在故障之後。如果ATM機能正常工作，則許霆也不可能去“盜竊”ATM機這個“金融機構”。用刑事訴訟中的“警察圈套”理論來分析，ATM機的失常誘使了一個正常的公民臨時産生了犯罪意圖，而不是讓一個本來就有犯罪意圖的嫌疑人，在犯罪機會來臨時充分暴露了其犯罪意圖。所以說，這是機之禍，還是人之罪？如果是後者，抓之不冤，如果是前者，其實只是對人性的一次道德考查。（陝西《華商報》）
必須說清楚，銀行在本案中也不是沒有責任，正是其工作失職，導致ATM機出現故障而不自知；而且，在完全有足够時間追回款項的情况下，却“因爲周末而錯過”。正是因爲銀行存在上述種種過失，17.5萬元才輕而易舉地進入了許霆的腰包、許霆潜逃一年也才成爲事實。當許霆在犯罪的泥沼裏越陷越深，當他在通往無期徒刑的道路上泣血狂奔之時，銀行有多少底氣義正詞嚴地說：我們沒有任何責任，只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浙江在綫網）
2、彰顯銀行話語霸權 處罰許霆不能濫用公權
許霆在逃亡之中，亦曾主動聯繫銀行，但銀行的“盧科長”却告訴他，那17.5萬元不論還不還，他都要坐牢。同時許霆的父親亦證實：“銀行和派出所的人也來過，但他們絲毫沒提還錢的事，只一味讓我勸兒子自首。”幷聲稱，他們是“還錢無門”。銀行幷不特別在乎這17.5萬元的損失，而特別在意以公權力來“殺一儆百”，彌補其管理上的漏洞。金融機構如此托大，正憑恃于其服務受到特別的保護，但在這保護之下，又怎可視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代價輕如鴻毛？（湖南《瀟湘晨報》）
在現實生活中，ATM取出假錢——銀行無責；網上銀行被盜——儲戶責任；ATM機出現故障少給錢——用戶負責；銀行多給了錢——儲戶義務歸還；銀行少給了錢——離開櫃檯概不負責，在在彰顯著銀行的話語霸權以及民衆的無力。（河南《大河報》）
3、竊鈎者誅竊國者侯 法制不合理、許霆被冤屈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撰文稱，同樣發生在廣東的餘振東貪污、挪用案，涉案金額高達4.82億美元，餘本人被法院認定參與貪污公款合計美元約6777萬元，港幣約1.28億元；挪用公款合計美元約1.25億元，人民幣約2.73億元，港幣2000萬元，而在數罪幷罰之下，餘振東也不過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兩案相互比照，其結局可謂是天壤之別”。（山東大衆網）
許霆的辯護律師吳義春表示，盜竊罪、詐騙罪等幾個同檔次的犯罪，在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它們的起刑點的金額變化幷不大；但這20多年來，法律對于貪污受賄犯罪定罪的數額却每年在放寬，“這本身就很不公平。比如，在1989年，一個人貪污十幾萬就可能會判死刑；但現在，貪污受賄20萬、100萬的，根本就不會判死刑。”吳義春認爲，貪污受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更大，這說明“我們的法制理論上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我們原來的立法是否將不同利益的群體放得有高、有低？”北京律師李海波認爲，比起貪污受賄，盜竊行爲的社會危害性要小，“一些貪官貪了很多錢，被判十幾年的，也有很多。幷且，貪污受賄很難被查出來，但用銀行卡取錢則有攝像頭錄像，肯定會被抓住。”（上海《新民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