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場化還是公益化 幕後交鋒激烈
1、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 相關部門激烈交鋒
據瞭解，新醫改方案中，有關“市場化還是公益性”的幕後交鋒相當激烈。去年的徵求意見稿中，最爲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方案中沒有引入更多的市場機制。而這次的新方案，又將市場化之爭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因爲方案中明確寫到了“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爲公共産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基本原則。既然是“公共産品”就具有“公益性”，因此市場化的手段就會遭到摒弃。對于醫改最終方案能够吸收多少“市場”的意見，很多人心裏沒底。（北京《投資者報》）
“醫改不是衛生部一家的事情。”在新醫改方案討論與制定的過程中，面對公衆的輪番追問，衛生部各級官員總是反復强調這點。當衛生部負責人與其他15個部門負責人一起在新醫改方案上“按下手印”時，衛生部也再次證明了“我們只是醫改協調小組成員之一”。
領導醫改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强形容醫改是“世界性難題”，而此次的醫改方案研究時間之長、涉及部門之多、徵求意見之廣泛、改革目標之明確、財政投入力度之大，都是史無前例。而且醫改放到中國還面臨著現行行政管理架構的挑戰。如人保部管著醫保，而基礎建設、醫藥價格涉及發改委，日常經費投入和維持醫院的運轉涉及財政部，醫療救助歸屬民政部，醫療人才培養包括附屬醫院的管理又歸屬教育部。因爲大多數醫院是國有企業，醫改甚至還關係到國資委。部門多了，自然會從各自“職能”角度出發“思考”問題。由于涉及到利益調整，新醫改制定過程中的爭議不斷加溫升溫。（廣東《南方周末》）
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新醫改北大方案主要撰稿人之一李玲看來，“市場主導”、“政府主導”的劃分，掩蓋了學者們的一些重要共識，“所謂政府和市場都是手段”。事實上，“市場主導”也認爲在社會資本不願意進入的地方，政府應該出資興辦公立醫療機構；而“政府主導”也需要用市場的一些手段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率。李玲坦言，所謂的兩派爭論，“實質是對醫療保障這個世界級難題，更相信政府作用還是更相信市場的問題”。（北京《瞭望》周刊）
北京《中國新聞周刊》形容方案的“最後博弈”是一場“圍繞市場化與回歸計劃激烈交鋒”。從去年10月醫改方案徵求意見稿出爐到今年4月新醫改方案確定，各利益主體對于醫改是市場化還是回歸計劃的走向展開了激烈博弈，最後的方案“既强調了政府主導的色彩，也給予市場微觀主體以一定的空間”。這也使得此前對于醫改市場化還是政府主導的爭論，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新加坡《聯合早報》）
2、不能與經濟改革相捆綁 醫改爭論徒亂人心
其實，衆多捲入醫改“市場化還是回歸計劃經濟”爭論的官員也好專家也好，他們感興趣的根本就不是醫療衛生事業究竟應該怎麽辦才好，而只是爲了三個字的是非：“市場化”。
中國以市場爲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完成，經濟領域中政府管得過多、過死的老毛病遠未根除，國企在某些領域裏的事實壟斷導致競爭不足、效率低下。同時，政府應當承擔的一些社會公共事務又沒有充分承擔起來，反而把責任交給了市場去安排，“教育産業化”、“醫療市場化”就是典型表現——把學校和醫院都當成了事實上自負盈虧的企業，讓它們自己養活自己，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
別的不說，已有的人類社會實踐至少已經證明，醫療衛生産業與一般競爭性産業有一點很不相同：別的産業在市場調節下，産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會逐漸降低到一個均衡水平；但是醫療産業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看病却反而可能越來越貴。你去買一件衣服，你所掌握的衣服好壞貴賤信息和商場營業員掌握的，幷沒有太多不同，也就不可能買得太貴——太貴了，你還可以不買。但你生了病該怎麽治，吃什麽藥合適，就只能完全聽醫生的，幷且有病不能不治。如果醫院像一般企業那樣完全以賺錢爲目的，不管有多少家互相競爭，市場都永遠操縱在“賣方”手裏。就是說，在這個行業，某種程度上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北京《中國青年報》）
令人稱奇的是，在這場爭論中，最活躍的不是醫生，不是患者，不是藥商，不是直接相關的其他七七八八行業的人員，而是經濟學家們的身影。爲了“市場化”三個字，他們中許多人把醫改和經濟改革的大方向完全捆綁了起來，贊成醫改市場化就是擁護市場經濟，就是擁護改革開放；反對醫改市場化就是懷念計劃經濟，就是反對改革開放。有人甚至曾把批評醫改市場化的聲音當成“反對市場化改革的一股逆流”，要報警，要“捍衛”；有的著名學者咬死一條：“市場從不失靈！”同行中只要有一丁點承認例外存在的意向，就指責其“從自由主義立場上後退”。
全世界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都沒有市場化，爲什麽到了中國，就必須把經濟體制和醫療衛生體制死捆一塊兒，非此即彼呢？經濟改革要打破壟斷，要减少審批，要明晰産權，有什麽問題去解决什麽問題就是。醫療改革要緩解“看病難”、“看病貴”，要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障，也有什麽問題去解决什麽問題就是。有一事議一事，不要動不動就扯到意識形態上去，把局部問題放大爲全局問題，把手段、技術問題誇張爲方向、路綫問題。鬧笑話倒在其次，關鍵是爲改革平添障礙。（廣東金羊網）
3、醫療改革探索“中國道路” 幷非回歸計劃經濟
在實行計劃經濟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依靠赤脚醫生、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醫療衛生預防保健網這“三大法寶”，向農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衛生保障，其成就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爲“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在改革開放啓程的1978年，中國的GDP僅爲3000多億元。在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之時，中國的GDP已突破10萬億人民幣。收入增加了，維護健康却難了、貴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看來，這是因爲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似乎患上了“美國病”：醫療費大幅攀升、醫療服務非常不公平，醫療資源利用效率低下、人們的健康指標停滯不前甚至惡化。（重慶華龍網）
當今世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探索醫療改革之路。從目前世界各國的情况來看，無論是美國市場化操作模式，還是德國强制模式，抑或是北歐的福利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很難做到健保全覆蓋，因此對于中國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來說，尤其是在城鄉二元結構尚未破除的條件下，其面臨的難題要比西方國家複雜得多。（上海東方網）
對于醫療保障這個世界性的難題，中國現在提交了一份解决方案。縱觀新醫改方案，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改革之路包括建立城鄉既相同又有差別的醫療救助體系和制度，包括小區與大中醫院如何協調共同發展，包括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共存狀况的互補與矛盾，包括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非盈利性醫療機構的政策措施，包括對非盈利性醫療機構經營運作的規定和監管，包括作爲社會成本的醫療費用在國家GDP中所占比例問題，包括公立醫院補償改爲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後的實施標準，當然也包括研究探索注册醫師可從事多點執業這樣一些看似細微却關聯度既廣且深的操作難題。
從這些探索內容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醫改的公益性回歸幷不是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倒退，而是在嘗試著走一條既非純粹市場化又非單純國家全包的路子。這條醫改之路有改革開放的投影，也有中國國情、國家財力的投影，它是中國各種力量平衡與訴求的一種迭加。這種嘗試與國際上在建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混合福利”思路有幾分暗合。（香港《大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