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病成爲擋箭牌 巴東抓住救命稻草
1、巴東抓住抑鬱症做文章 “約束性保護”鄧玉嬌
巴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無論對當地政府的形象還是官場的影響都是極爲不利的，但要挽回影響就要從鄧玉嬌事件中吸取教訓，强化法律和制度，對官員加强管理和教育，現在這方面如何進展沒聽說，却總是在鄧玉嬌“故意殺人”和“抑鬱症”上大做文章，就在事故發生後的12日，鄧玉嬌就被送進了恩施州優撫醫院進行檢查鑒定。被送到該院後，院方采取了“約束性保護”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條約束後固定在病床上，活動能力和活動範圍均受到限制。這一幕我們時曾相見，這到底是擔心鄧玉嬌有精神病，還是純心要讓鄧玉嬌患上精神病？因此公衆更有理由擔心，鄧玉嬌會被“治療”成精神病。（北京《環球時報》）
有著豐富辦案經驗的巴東縣公安人員，應該從一開始就知道，鄧玉嬌是在自我防衛過程中，因過當將鄧貴大刺死。而且，具有自首情節的鄧玉嬌，不可能患有精神病，不然的話，案發後，她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機撥打110報警，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爲”。（重慶華龍網）
2、力證鄧玉嬌患有精神病 維護當地官場形象
精神病鑒定可能淪爲强勢犯罪嫌疑人的“免罪金牌”，一直以來被法律界人士擔憂，而今却被用在無權無錢的女服務員身上，似該爲公正法律喝彩。因爲依照法律，抑鬱等精神病症患者在處罰量刑時從輕，更有甚者免予起訴。但在筆者看來，這非但不是鄧玉嬌的幸運，某種意識上講有轉移公衆視綫、回避案情真相之嫌。（廣東《廣州日報》）
在鄧玉嬌刺死鄧貴大的事情發生以來，有兩種迹象很讓人蹊蹺。一種是千方百計尋找證據治鄧玉嬌的罪，另一種又極力讓鄧玉嬌患上“精神病”，也就是爲鄧玉嬌開罪。這兩種迹象看來是矛盾的，但不管怎樣可以看出，一切還就是爲了維護死者和傷者的“尊嚴”。因爲找出鄧玉嬌“故意殺人”的證據，這就說明死者和傷者多少有“含冤”的成分，而鄧玉嬌如果真是“精神病”，死者和傷者的“含冤”成分就更高了。因爲“精神病”患者殺人可以减輕刑事責任，但同樣殺人也可以不需要理由，鄧貴大如果死在精神病人之手，他不僅能爲自己爭得幾分“尊嚴”，更能爲當地的官場形象增添幾分“光彩”，至于那種“特殊服務”就可以忽略不提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鄧玉嬌的“精神病”也是當地想挽回官場形象的最後一根稻草。（北京國際在綫網）
3、最終放弃精神鑒定王牌 巴東警方自打耳光
雖然爲鄧玉嬌案的偵查沒有被拖成“周老虎”感到慶幸，但在巴東警方依法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之時，我們却還在“犯糊塗”。不是懷疑鄧玉嬌精神有問題嗎？爲什麽不同時公布相應的鑒定結論呢？
我們不妨來捋一下巴東警方起初的這張“王牌”。案發後，警方在鄧玉嬌包內發現治療抑鬱症的藥物。5月11日，鄧玉嬌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巴東縣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日鄧玉嬌被送到恩施州優撫醫院進行檢查鑒定。再看之後的有關報道，有鄧玉嬌母親說女兒長期服用抑鬱症藥物的，有鄧玉嬌的知情者說其經受過多次精神打擊的，還有鄧玉嬌被送到醫院後，被院方采取了“約束性保護”措施的。種種迹象都在表明，鄧玉嬌的精神的確出了問題，至少是疑似犯病。（上海解放網）
然而，就在人們迫切想知道警方的申請鑒定結果時，有關其精神問題的說法却出現了驚人的轉機，不僅警方不再涉及有關精神鑒定的一個字，而且還根據律師的申請幷考慮到鄧玉嬌的身體狀况，對其變更了强制措施，實施監視居住。而最終的偵查更是對鄧玉嬌精神問題隻字不提。
到底是什麽原因讓當地警方從起初的當作重大案情突破，到現在的幾乎是徹底地放弃了這張“王牌”，答案我們只能猜測：或許是鄧玉嬌根本就沒有什麽精神問題，那個“包內發現治療抑鬱症的藥物”或許是有人故意放入轉移視綫的“計策”；亦或警方已對其進行鑒定，因結果不在預料的範圍，于是乾脆來個語焉不詳？當然，也極有可能警方什麽也沒做，他們覺得與其去做很不確定的精神鑒定，不如以一個“防衛過當”來“統包”。（江蘇《揚子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