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8日電／中日關係在變好還是變壞？這種設問在中日國力逆轉的當下，顯得並非那麼恰當。中日關係正在摩擦中走向成熟，理想的狀態是任何一項摩擦都不至於引發關係的驟冷驟熱。一個近例是，當今日本國首相野田佳彥就任後立即公言在職期間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要知道野田是曾經否認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甲級戰犯是戰爭罪人的“民主黨內右翼代表”，他即便在歷史觀上和日本政府的正式見解公開抵觸，也不願在靖國參拜問題上挑釁中國。
據《南風窗》報道，事實上，2005年在中國發生的反對日本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和反對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事件，標誌著中日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外交所反映的是一種實力對比的關係，那次反日示威的根本原因是中日兩國的實力對比起了相當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變化。
距離產生的美感
因為台灣問題的存在，在二戰後20多年中，中日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除了很少一些貿易之外，中日之間往來很少。
當時的日本人，大多是那段戰爭歷史的直接當事人或者見證人。在日本被麥克阿瑟的民主改革去掉軍國主義緊箍咒之後，日本人對中國自然抱有一種懺悔感。中蘇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交惡，而日本人本就因為蘇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出兵東北和西伯利亞戰俘問題而對蘇聯人印象極壞，這就使得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親近感。而在當時的冷戰環境下，日本所受到的來自蘇聯的軍事壓力就更加放大了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尼克松訪華之後，這種親近感導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極短時間內的實現。
但實際上，當時中日兩國國民之間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了解。當時的不少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戰前的階段，加上對中國的負疚感，以及像當時在日本教育界影響頗大的教員工會“日教組”等左派組織所描繪的一些被誇大了的美麗圖畫，很難不失真。而中國人在當時來自蘇聯的巨大軍事壓力面前，也很自然地認為日本人在將來的中蘇決戰中肯定會站在中國一邊。雙方真正開始了解，還是在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之後。
結束了“文革”的中國才真正開始睜眼看世界，才認識到日本的人口雖然只是中國的1／10，土地面積只是中國的1／25，1980年的GDP居然是中國的50倍。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發足追趕。當時的中國需要資金、技術和市場，而當時的日本正好充當了滿足中國這些需要的國家。日本這樣做有兩個原因，其中確實有為了當年的戰爭而懺悔的原因，比如最早和新中國進行貿易的朝枝繁春和瀨島龍三都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舊日本陸軍的精英參謀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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