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中”的法理性
兩岸都是中國的組成部分，人民都屬中華民族。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就宣誓“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⑤。但民國時期始終未能使中國真正走向獨立富強，也無法解決軍閥割據和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而二戰後蔣介石不願遵守“雙十協定”規定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等和平建國路綫，發動了內戰，中國人民選擇和支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統一戰綫，1949年，包括國民黨等各黨派代表、台灣等各省代表以及海外華僑代表等社會各界代表參與的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取代“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完成了中國國體和政權的承繼，從資產階級共和國轉為全體人民的共和國，走向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圖強道路。新中國統治區域涵蓋大陸、台澎金馬以及被英、葡占領的港、澳等，從“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到1979年元旦提出“和平統一”，推動兩岸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走向振興中華的發展道路。
蔣介石攜殘部退台成為地方割據政權至今，從“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到“建設台灣、統一祖國”，至今依然延續“一個中國”的“憲法制度”。兩岸的法律都明確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版圖涵蓋大陸和台澎金馬，台灣省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岸關係本質上還是國共內戰的延續，衹是治權統一尚未完成。兩岸都是中國人。
5、文化的共根性
從明鄭到清治時期，東南沿海移民帶去了傳統生活習俗和民間宗教信仰，公私立學校傳承了與大陸一體化的、儒家為主體的文化和科舉體系。即使日據時期，日殖政府致力於消除中華文化影響，妄圖用皇民化教育令台灣人成為日本統治下的順民，但始終無法消除多數台灣人的中華文化認同。除了少數漢奸敗類願意接受日本皇民化思想，大部分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是重叠一體的。兩岸中華民族命運與共的一體化也在戰後的聯合國框架下全面恢復強化。特別是蔣介石全面強化以“統一中國”“忠君愛國”為核心的“四維八德”傳統文化教育，兩岸殊途同歸，都強化了一個中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
1980年代末，隨著蔣經國先生開放老兵返鄉，打開兩岸交流大門，特別是“九二共識”以來，兩岸交流活動不斷擴展，增進了相互瞭解，也在共同保護和傳承中華文化上貢獻良多。雖民進黨當局等“台獨”勢力推動“去中國化”宣傳和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仍然深植於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如儒釋道思想、傳統節日、語言文字、中醫飲食習慣及關公、媽祖、保生大帝、真武大帝、三山國王等民間宗教信仰等，兩岸共享著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構成了兩岸同胞精神家園的共同基石。
6、價值觀的共向性
兩岸都希望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社會太平、生命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秉持孫中山先生要立足中國的特點和反思歐美制度的弊端、未來“憲法要創出一種新主義”的原則，在新中國國名中加上了人民，繼承了共和國的政體方向，形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中國式民主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也不斷推進黨內民主，領導人口規模巨大的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化邁進，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之後提出全面推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現代化，因為沒有可供借鑒的榜樣，衹能摸著石頭過河，雖有曲折，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3歲提高到2023年的78.6歲，減貧人口世界第一，中國車、中國路、中國網等基礎建設普及化，超額實現了中山先生《建國方略》目標，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工業體系。台灣民衆從體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到20世紀前後一直期望推進民主化改革。兩岸人民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共同實現更富強、更民主、更文明、更和諧的社會是最大的民意和價值共識。
7、經濟的互補性
台灣是地方狹小的海島，人力和資源有限，早期以外貿加工為主，後期發展以芯片加工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大陸改革開放的巨大市場，兩岸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形成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經濟格局。體現在：一是兩岸貿易往來持續增長。據海關總署統計，兩岸貿易額持續攀升，大陸穩居台灣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從1978年的4600萬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2678.4億美元。⑥二是投資合作深化。依托大陸人才、市場、資源和一帶一路等國際貿易平台，大陸成為台商投資的最主要地區。三是大陸的政策支持與同等待遇。如“31條措施”“26條措施”“11條措施”“農林22條”等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台胞台企在大陸改革開放的任何階段都獲得了最優待遇。這些政策涵蓋了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等多個方面，促進了台商、台胞在大陸的深度融入和持續發展。四是產業融合發展。兩岸在資金、技術、管理、標準、品牌、渠道等領域加強合作，共同拓展內需市場。
8、社會的交融性
兩岸民間交流日益活躍，人員往來規模不斷擴大。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活動豐富多彩。互聯網的發展也為兩岸同胞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兩岸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融合發展日漸成為“心靈契合”“民心統一”的切實舉措。越來越多的台胞找到了發展的舞台和機會，也為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兩岸婚姻也日益增多，許多家庭因愛情而跨越了海峽的距離。這些社會交流不僅增進了兩岸民衆的感情和文化認同，也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進步。兩岸的民衆，都會為對岸的科技成就和中國國際地位提升而自豪。在海外的華人，不論來自大陸還是台灣，都被當地視為中國人。
9、國際空間的共生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成立，明確用和平協商方式處理國際紛爭，進入了很長一段和平發展期，但美、蘇冷戰爭霸形成了兩個陣營，對許多國家影響深遠，一些國家進入分裂狀態，中國亦然。在面對外部壓力和挑戰時，兩岸人民依然能够團結一心，共同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蔣介石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1974年大陸海軍和南越海軍發生“西沙海戰”，蔣介石默許了大陸東海艦隊直接通過台灣海峽，為中國大陸獲得勝利爭取了時間。當海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因戰爭、暴亂或者自然災害撤僑時，當地的台灣同胞都會堅稱自己是中國人、手拿五星紅旗，向中國駐外使領館求助而平安回家。
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持續上升，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恢復一切合法權利及席位，并把國民黨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這就確認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民國，是中華大地上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在國際法框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五常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并與包括美、日等世界各國建交，每個建交公報都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此後台灣地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的前提下以“中華台北”或“台澎金馬”名義參與世界體育、文化及世衛組織等活動。截至2023年12月，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有183個。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向富強文明，多元包容的文化觀與和平共處的多極化政治主張獲得了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認同，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成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新目標。
三、影響兩岸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實踐障礙
1、兩岸歷史遺留形成政治體制上的不同，政治互信不足
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差異導致了兩岸在政治理念和一些價值觀念上有不同，尤其政治互信不足。
2、從“反共”到“去中國化”，台灣民衆誤解加深
從蔣介石時期延續內戰思維的“反共”，到李登輝及其後民進黨當局等“台獨”勢力“反中”“去中”和“以台獨為核心的本土化”，台當局強力推進教科書改革和引導社會輿論，導致台灣民衆對兩岸同屬一中的歷史、國際法理和當代中國發展的認識模糊、片面甚至誤解、扭曲不斷加深。
3、兩岸在經濟發展上存在一些差距，經濟合作不够緊密
隨著大陸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北上廣深等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顯著，許多地方經濟總量已超台灣，如2006年廣東省GDP總量就超越台灣，江蘇、山東、浙江、四川等省也繼而超越，但大陸地域廣闊、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經濟結構差異較大。平均而言許多省份與台灣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而台灣南北經濟水平也有不少差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岸的經濟合作和交流。
4、兩岸在社會文化上存在一定差異，社會文化交流不够深入
由於歷史和地理因素，兩岸在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雖然這些次文化差異僅是各省間的語言、風俗差異，但在實踐中在一定程度上被誇大，影響了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和認同感。兩岸社會交流大門打開以來，交流的廣度、深度、參與度還不足，當前僅有三成台灣人來過大陸，尤其青少年交流、基層交流面較少，去過台灣的大陸人比例更少。
5、“台獨”勢力分裂勢力的阻撓和破壞，製造兩岸緊張局勢
民進黨當局表面上打著“民主、自由”的外衣,實質都是為一黨之私和少數人利益。對內，抓經濟、保民生無能,卻集中精力打壓異己、貪污腐化;對大陸,“反中”“遠中”“脫中”“抗中”,一面抱著媽祖等中國的神靈牌位尋求私利,一面宣揚“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數典忘祖。對外，主動勾連外部干涉勢力“倚外謀獨”、花樣賣台。“台獨”分裂勢力製造“綠色恐怖”阻擾和破壞兩岸互信和合作，不斷挑起事端製造緊張局勢，以增高專項經費，不斷購買軍火、豢養網軍、中飽私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