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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確立並始終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 |
中評社╱題：中共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 作者：仇長根（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回顧和紀念中共建黨百年歷史，可以看到中共五代領導集體為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一代接一代不斷努力推進。如今，中共確立并始終堅持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正是中共領導集體作出的極具科學創意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做出的一系列對台決策與政策，充滿了高超的政治智慧與遠見卓識，體現了堅定的“必統”意志、決心和信心，蘊含著對廣大台灣同胞的無限深情與關愛。
一、中共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一脈相承
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堅持堅定的原則立場和準確的把脈民意，保持淡定的戰略自信和清醒的底綫思維，發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靈活的包容策略，胸懷高度的民族情懷和博大的政治胸襟。
1、毛澤東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唯國民黨退守台灣。此時雖然內戰剛結束，國家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但中共果斷決策按照1947年中共中央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解放全中國”的指令，準備一舉解放台灣。①然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解放台灣暫時擱下。但此後中共一直沒有放棄“武統”“和統”台灣“兩個選項”，希望盡最大努力實現“和平統一”。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根據中共中央授權，在出席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也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重要戰略決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同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重申了這個方針。②1956年毛澤東委托赴香港的章士釗先生轉達中共中央致蔣介石的信，提出“和平統一”的具體辦法。1963年中共將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台灣統一後，除外交上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③由此可見，上述中共對台決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此間“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四戰”打出了中國軍威、國威，捍衛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也開始正常化。這也說明在兩岸隔絕長達38年之久的年代裡，中共對台戰略決策已經在傾心勾畫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雛形。
2、鄧小平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76年“十年文革”動亂結束，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撥亂反正”，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此時，雖然國際、國內面臨諸多嚴峻挑戰，中蘇關係惡化，蘇軍陳兵百萬於我北彊，中央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工作千頭萬緒，但統一的步伐從未停下。為解決台灣問題，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④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提出“葉九條”、⑤1983年鄧小平提出“鄧六條”。⑥《告台灣同胞書》和“葉、鄧”重要講話，分別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中共領導人身份，闡述了緩和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一系列政策主張，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作出的重大決策。重點是：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解決兩岸統一，“將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受損失”。建議通過商談儘快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商、通郵、通航和兩岸人民的正常往來”，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命令人民解放軍“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炮擊”。至此，伴隨著兩岸交往大門的打開，一國兩制對台大政方針基本確立，核心即一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統一後“兩制并存，高度自治”（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并在香港、澳門先行實施。
3、江澤民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92至2002年期間，中共召開了十四大、十五大，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對加快經濟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同時強調，堅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積極促進祖國統一。致使兩岸交流交往蓬勃發展，“海協會”和“海基會”在香港會談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但此時台海局勢也曾出現“重大危機”，一融即發，李登輝竄訪美國，拋出“兩國論”，台灣“政黨輪替”等。為化解台海危機，穩定台海大局，1995年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八項主張”，⑦重點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允許分割，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一切正當權益”；“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來訪，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邀請前往台灣”。毫無疑問，“八項主張”精辟地闡釋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精髓，是中共從兩岸關係實際情況出發，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繼承和發展（比港澳更寬鬆），成為中共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獻。
4、胡錦濤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2002至2012年十年期間，兩岸實現“包機直航”和全面“三通”，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兩會”簽署一系列經貿等協議。儘管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推動“參聯公投”，但2005年實現了歷史性的“胡連會”，提出“推進兩岸和平發展主軸”這一重大概念。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兩岸官方接觸、互動，開始機制化、制度化。期間，中共召開十六大、十七大，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胡錦濤又提出“六條意見”：恪守“一中”，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⑧當時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王郁琦曾評價，“胡錦濤的講話體現了30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的變遷與策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思路”。顯而易見，“六點意見”是中共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高度，對30年來對台工作實踐、成果和經驗，進行了全面、精辟和深入的總結，并形成“與時俱進”的對台政策。
5、習近平主政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2012年中共召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此時，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快速、穩健發展，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各項工作“與時俱進”。但同時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繁重艱巨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和反腐等任務。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第五代領導集體，把握全局，精準研判，縝密決策。2015年“習馬會”，兩岸關係實現70年來重大突破，經貿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日益頻繁。然民進黨再度執政，拒絕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製造兩岸對立，“倚美謀獨”，特朗普狂打“台灣牌”，大陸“武統”聲量上升，台海局勢更顯複雜嚴峻，兩岸關係在曲折中艱難前行。但無論形勢如何變幻莫測，2017年中共十九大仍強調：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⑨2019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會上提出：“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⑩2014年以來習總書記還先後提出“兩岸一家親”、“融合發展”、“心靈契合”、“聚同化異”、“命運共同體”、“平等協商”等六大論述。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中央對台決策與方針，既正視歷史，面對現實，又放眼未來；既立足於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立足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又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透視出中共對台決策“著眼全局，深謀遠慮，以和為貴，唯和與合”的儒家道德與實踐原則，彰顯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極大寬容與博大胸襟。
二、中央對台決策面臨七十年來最特殊、最複雜的兩岸關係
當前兩岸在政治上“對立”，軍事上“敵對”，對外事務“針鋒相對”，但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間交流與合作“方興未艾”。而且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受到島內和外部勢力的嚴重干擾與破壞。
1、美國無疑是干擾中國實現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
一是，美國全球戰略中“以台制華”戰略是其中之一。1979年中美建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握手言和，深層次原因是，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發展中大國”，美國不能視而不見。同時，因美蘇兩強“爭霸”，美國采取“聯華制蘇”策略。但“台灣牌”沒有、也不會輕易放棄，中美建交才三個多月，時任卡特總統簽署了《與台灣關係法》，之後里根總統簽署了《對台六項保證》。今天的中國快速發展壯大，美國更需要“台灣牌”，甚至想“拉幫結派”，圍堵、牽制、遏制中國。
二是，美國“以台制華”戰略與“印太戰略”捆綁升級。2017《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範圍，今年4月21日參議院“外委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承認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印、澳、韓聯盟，美向印度、日本等軍售戰機、導彈，美日強化合作將《美日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等，目標針對三海一島（台海、南海、東海及朝鮮半島）。其實，從奧巴馬、特朗普到拜登，都不忘將台灣納入圍堵中國陣綫。
三是，美國希望兩岸“和而不統，分而自治，永久分裂”。美國認為，處於第一島鏈重要戰略位置的台灣，如果與大陸統一，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中美博弈中台灣是“廉價”工具，因為持續對台軍售符合美國軍火集團利益；助台“拓展國際空間”和頻念大陸“武統”有助渲染“中國威脅論”；提升美台官方往來層級的所謂《台灣交往法》《台灣保證法》《台北法案》《對台交往準則》等給“甜頭”，目的讓台灣當局死心塌地配合美國遏制中國。
四是，美國虛偽地利用台灣“棋子”并未給台灣帶來實質性好處。特朗普曾把“麥克筆尖”比作台灣，美AIT前主席莫健公開稱：美對台灣做每件事都需要透過代價與利益的“棱鏡”來檢視。美國知道自己雖強大，但尚未強大到與中國較量能絕對勝算。美國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坦言“和中國人打仗愚蠢到極點”。拜登新政府視“中國是美最具戰略競爭力的競爭對手”，無奈承認美中有需要合作的地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繼續展開高層戰略互動。中國也不會允許美國亂來。
2、島內複雜的政黨政治成阻礙兩岸統一的重要內因。
一是，民進黨頑固堅持“台獨”黨綱，骨子裡不會放棄既有立場。民進黨從“穿草鞋”變“穿皮鞋”，前後執政已四屆近14年，“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握。對內製造“綠色恐怖”，威脅島內統派，追殺國民黨。對大陸借“中華民國”之殼“去中國化”，大內宣“洗腦”“逢中必反”，明裡、暗裡推動“漸進台獨”。對外越來越明目張膽地擁抱、勾連、配合美國，“倚美謀獨”。
二是，國民黨政綱追求“統一之新中國”白紙黑字雖然還在但已變質。今天的國民黨表面上抱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或“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骨子裡百年老黨的路綫已模糊、背離“一中”，反對“一國兩制”，圖謀“守台拒統”。行動上“拿香跟拜”“與綠比獨”，巴結美國，“親美遠中”。
三是，台灣政黨政治發展已將“中華民國”的“主權、治權、政權”捆綁。奪取台灣政權成為國、民兩黨的最高政治目標；不擇手段打擊對手是國、民兩黨鬥爭的政治焦點；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根本不在國、民兩黨的議程範圍。今天的國民黨四分五裂，派系爭權，常演“宮廷”大戲，無力抗衡民進黨。當然，台灣民意善變，政黨輪替“常態化”，不能排除國民黨東山再起的可能。
四是，民進黨并沒有足够的能力顛覆“一中框架”。近期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民進黨政黨支持度僅三成，國民黨、民衆黨分別為18%、13%，兩黨相加與民進黨旗鼓相當。民進黨執政須面對多方壓力：“外向型”經濟受國際經濟影響，民衆盼改善民生、“口袋”鼓起；黨內派系爭權，藍綠政客惡鬥，民衆不願淪為“拼政治”的工具與祭品；兩岸關係緊繃，民意希望“和談”不希望“台獨”引火燒身。所以民進黨嘴上喜歡“吹哨壯膽”，行動上的“台獨”大動作也不敢輕舉妄動。大陸“遏獨”工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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