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秉德跟隨丈夫調往西安工作。在他們到達西安後，“文革”狂潮隨即席卷了整個中國。周秉德一時成了造反派揪鬥的對象。“後來人事科長跟我說，如果當時講出我是周總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關我了！但我真的沒辦法做到。作為伯伯的侄女，我從來沒依靠過他的關系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為自己開脫。”
自己是共和國總理的親侄女——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幾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難，她也三緘其口。
1968年，紅衛兵向江青報告，周秉德的父親周同宇參加了“反革命組織”——“聚餐會”。江青將案卷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被關了整整7年。對於父親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媽的來信後，當時由於奔波辛苦險些流產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頭指向自己，這肯定會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飯不思，決定向丈夫提出離婚。而沈人驊只是輕輕擦幹妻子的眼淚，對她說:“無論發生什麽，都要一起面對。”
不久，沈人驊被調進位於貴州遵義深山里的軍工廠，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夫婦倆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點才能回家，只能把兒子托給鄰居照顧。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親的問題才徹底澄清平反。
談起伯伯和七媽的愛情，周秉德拿出周恩來和鄧穎超那張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說:“看看他們倆，多好啊！七媽告訴我當時用這麽親密的姿勢拍照，就是一種革命了。”周秉德還記著伯伯和七媽之間那些浪漫的通信。
當時周恩來在蘇聯，鄧穎超給他寫信說:“來:帶給你的水仙花和家書一封，想已到達，閱後有何感想？你忙得怎麽樣，覺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這是我關心惦記的，回來要檢查哩。”
“超，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這次也并未忘懷，只是懶罪該打。”
周秉德笑著感慨:“是不是沒想到，周恩來也是個浪漫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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