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裡，辯證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毛澤東追憶這些事情的時候，幽默地笑著應用這些政治名詞來說明——原書注)。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13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我們兩人在他們面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衆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美〕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107—108頁。
1910年4月湖南糧荒，長沙饑民成群結隊到湖南巡撫衙門示威要求救濟。後遭到鎮壓。這就是長沙著名的“搶米事件”。這件事給少年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時期，他讀到了一本關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册子，開始意識到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職責。
與毛澤東少年讀書不同的是，此時13歲的彭德懷，仍在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為了生計，他只得到黃磧嶺土煤窑做車水工。1913年，湘潭大旱，人民饑寒交迫。饑餓使人們紛紛起來“鬧糶”。肩負著全家生活重擔的彭德懷成了他們中最年輕、最勇敢的一個。由於此事，官府要拿辦，彭德懷只好告別了親人，離開了家鄉。
不得已，彭德懷只得隨招工的人去湘陰、益陽交界處的西林圍，加入了修堤工的行列。如果說此時只有15歲的彭德懷由於家境貧寒，而過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走進社會，為謀生而奔走的話，毛澤東此時則完全靠家裡的資助，一心地走他的求學之路。也許正因為如此，日後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彭德懷過多地從實踐經驗中去理解，而毛澤東則更多地是從理論上，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去認識。
1911年春天，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到長沙省城讀“新學”。在這裡，毛澤東很快就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浪潮。一天，毛澤東從著名的同盟會員於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看到有關黃興在廣州領導武裝起義和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難的消息後，深為烈士的英勇獻身精神所感動。通過閱讀《民立報》等革命宣傳品，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并滿懷激情地寫了一篇文章，發表自己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由此開始了毛澤東一生道路的轉折。
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改變了毛澤東的發展道路。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湘鄉省中學校長的許可，來到學校發表了一次激烈的講話，號召大家行動起來擁護革命。毛澤東聽了非常激動，覺得不能袖手旁觀，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去參加革命軍，為完成革命盡力。湖南起義勝利後，招募新兵，擴大新軍准備派兵北上支援武昌，與從南京南下的袁世凱反動軍隊對陣。這樣毛澤東便於10月底，在長沙報名參加了革命軍，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後來，當毛澤東提到這段經歷時，他說：辛亥革命的時候背過幾天(步槍)，什麼立正、稍息、托四把槍還相當可以。不是吹牛，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
當兵時，毛澤東把很有限的7元軍餉，除了每月的夥食和買水錢外，都用來買了報刊，這其中涉及革命最多的是《湘江日報》，該報討論社會主義，毛澤東正是從這些討論專欄中第一次知道了“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年春天，正當湘軍准備采取行動反對袁世凱的時候，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了和議，南北實現了“統一”。這樣毛澤東結束了為期半年的早期軍旅生活。
對於毛澤東而言，這半年的軍旅生活，并未使他認識到軍事對於工農自身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也應看到這半年的軍旅生活對於他以後的軍事領導工作，不無啓發意義。
離開軍隊後的毛澤東，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個人向何處去?這些都吸引著每一個有志的青年去思索。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主要靠自學讀了大量的書，其中有：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盧梭的《民約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等。同時毛澤東還研究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地理等。這些新知識、新信息，極大地提高了青年毛澤東的認識能力和分析能力。
1913年春天，20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1914年春并入第一師範)，到1918年夏的5年半的時間裡，毛澤東一直在求學。在師範學習期間，毛澤東在一批進步老師的影響下，認真研讀了哲學、歷史、地理、文學等等課程。同時毛澤東對於軍事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1918年6月，毛澤東結束了他在第一師範五年半的學習生活，和蔡和森、張昆弟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暫寄居在湖南大學籌備處(即岳麓書院半學齋)，一面讀書，一面研究自己今後的計劃，從這時起，毛澤東已逐漸走向社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