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華，皆為我用”，不要受原有建築的傳統形式束縛，“以人為主，物為人用”。這些指示，啟發了我突破傳統木結構形范的約束，並從乾隆時期引入的歐洲“西洋樓”的事例著手，不拘一格地借鑒適合人民大會堂性質的表現形式，以達到既莊嚴明朗又平易近人效果的目的。
“五段式”的構思，著意以總的體量組合來表達雄渾的氣勢。從廣場的整體空間著眼，“五段式”設計使人民大會堂的縱向長度達到了336米，而中段的體量、高度又與南北兩段末端的體量形成主從關係相互呼應的和諧對比。
雖然，人民大會堂方案設計借鑒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築的韻律，但其整體構思卻有地道的中國傳統建築思想文化內涵寄寓在其中，它來自在清華學習期間東西方建築文化的相容比較；梁思成等師長的教誨:“氣韻生動”為最難達到的上品，因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傳神；“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裡、隔離天日”等言及中國歷代西安周圍宮殿都城氣勢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數年設計實踐中對理論的習得與思考。人民大會堂和國宴廳，應凸顯時代的胸懷和氣勢。在我的設計過程中，不斷涌出的就是這些潛意識。
外交部禮賓司認為原宴會廳設計像大灶食堂，有損國家尊嚴
在我參與方案設計前的許多方案，都嚴格地受到預定的建築面積不得超出50000後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擬制人員都感到在如此狹蹙的範圍裡做文章，確實與國家最高規格的大會堂不相適應，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籲一直未被正式允準。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時，將南北長度從嚴格控制的270米之內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寬度也相應地擴展到210米。之所以能這樣放開手腳，是因為在動員我們參與設計時，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反而說:“這個工程就是考驗建築師會不會花錢，敢不敢花錢。”
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如何面對已有方案的正、誤、得、失，如何綜合周總理等中央及市委領導人的意見、要求和指示，如何結合天安門廣場的規劃環境和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性質，如何統籌考慮不拘一格地採用適合的藝術手段，如何盡可能地統一方案評選中發現的各種矛盾。對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選根本無暇顧及，面積是否超標就更顧不上細算。直到中選後，交給設計院計算面積，才發現竟達17萬餘平方米，是原規劃佔地面積的2.5倍。
本來，由於面積限制，幾乎所有方案都將大宴會廳安排在一層。但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認為:這樣設計的宴會廳，貴賓入席沒有迴旋餘地，沒有休息場所，必須馬上登堂入室，對號入座，類似大灶食堂，沒有國宴氣氛，有損國家尊嚴。
因此，周恩來指示增加迎賓廳，周圍設衣帽間，中間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樓宴會廳，於是，宴會廳由一層升至二層。
因為宴會廳增加了許多面積，人大常委辦公部分的體量和面積必須相應擴展，以求兩者間的對稱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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