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獨尊
李濟深是廣西人，在他執掌廣東政權時，與新桂系的關係可謂親密無間。而陳濟棠上台後，首先把目標對准了有礙他獨霸廣東的新桂系。1929年5月，在蔣桂戰爭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廣西後，積極謀劃進軍西江攻占廣東作為反蔣基地。桂軍派出了主力黃旭初、伍廷揚、呂煥炎的3個師15個團的兵力攻粵，而且還同駐扎在東江惠州一帶徐景唐的第五軍秘約東西夾擊廣州。陳濟棠正愁找不到借口，見新桂系主動打上來，精神極為亢奮，採取以保衛廣州為中心的對策，廣調精兵強將，派出了餘漢謀的第一旅，依北江西岸守衛清遠、香翰屏的第二旅，依北江東岸守衛蘆包和三水、陳章甫的第三旅為機動總預備隊。
桂軍剛經大敗，人困馬乏，加之後方補給困難，根本不是陳濟棠的對手。5月20日，陳濟棠部在花縣赤泥、白泥一帶大敗桂軍，桂軍急向廣西方向逃竄。陳濟棠又騰出手來將徐景唐部擊垮，之後還聯手蔣介石派來的李明瑞部和滇軍龍雲部，全力進擊白崇禧、黃紹竑指揮的桂軍殘部。桂軍偷雞不成反蝕米，粵桂戰爭成了新桂系失敗的繼續，其軍力一下子就從力蓋半個中國的巔峰摔了下來，再也無力恢復昔日的威風。當年 12月和次年6月，陳濟棠兩度擊敗張發奎與新桂系的聯軍，徹底斷了他人染指廣東的念頭。
陳濟棠打擊新桂系的動作正中蔣介石的下懷，為了攏住陳，蔣把粵省和粵方所占廣西地區的全部稅收撥給廣東留用，再加上廣東原本就是中國的首富地區之一，陳濟棠有了充足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實施擴軍計劃。在全國各路大軍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蔣介石的打壓時，陳濟棠不僅毫發未傷，而且軍事實力急劇擴張至15萬人。陳濟棠的15萬人馬兵精將良，裝備又多是他偷偷從歐洲訂購的，令其他地方實力派難望其項背。在擴充軍力的同時，陳濟棠還念念不忘對付與自己明爭暗鬥多年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他把陳銘樞嫡系的兩個師北調山東，巧妙地斬斷了陳銘樞的左膀右臂。站穩腳跟後的陳濟棠，不僅不把一般的地方實力派放在眼裡，就連蔣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麼當回事。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獨霸南方，與國民黨南京政權相抗衡。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同蔣介石的矛盾和鬥爭，為陳濟棠登上“南天王”的寶座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1931年2月28日，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因“約法之爭”被蔣介石解除立法院長之職並將其軟禁於南京的湯山，史稱“胡漢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湯山事件”）。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大震蕩，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或公開反對，或借故辭職，或消極對抗。胡派幹將、先前以醫治背癰為名返粵的古應芬當即辭去了國民政府文官長一職。接任立法院長的林森也不願就職，棄職而走。就連與蔣私人關係極深的司法院長兼約法起草委員王寵惠，也撕毀蔣贈送的5萬元支票，遠游歐洲，以示不滿。
蔣胡之爭遠在南京，照理與廣東的陳濟棠關係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調、不聞黨爭的陳濟棠卻“勇敢 ”地投入到了這場汹湧的政治風暴中。原來，同是廣東人的胡漢民是陳濟棠政治上的恩人，對陳屢有提攜之恩。陳濟棠入主廣東後，更是將胡漢民和另一位廣東籍前輩古應芬作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漢民身陷囹圄，陳濟棠自然不能視而不見。更為重要的是，在“胡漢民事件”之前，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已日趨尖銳。中原大戰勝利後，蔣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實力派，陳濟棠擁兵一方，當然不能放過。作為前期訊號，蔣介石要陳裁減軍隊、削減軍費上交中央財政。視地盤和軍隊如生命的陳濟棠判斷蔣介石對粵下手在即，與蔣的“姻緣”眼看就要到頭，遂產生了與其到時被動，還不如趁早謀劃的念頭。情感和現實的因素，促使陳濟棠成了反蔣倒蔣的急先鋒。
3月4日，古應芬來見陳濟棠勸他反蔣，陳濟棠當場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聯絡國民黨派各派反蔣勢力。為了壯大反蔣陣容，武夫出身的陳濟棠還拿出了職業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張絕牌：派香翰屏去廣西與上年還槍炮相見、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談判，要求結成粵桂反蔣聯合戰線。新桂系在粵軍的圍攻下正窮處一隅，處境艱難，陳濟棠的提議猶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們欣喜萬分。很快，兩廣之間以及張發奎與陳濟棠之間就變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蔣的軍事支柱構建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