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陳濟棠仿照蘇聯頒行了以發展廣東經濟為中心的《廣東三年施政計劃》，這個經濟發展計劃以廣州市為中心，沿珠江水網及粵漢、廣九等鐵路向全省延伸，東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嶺、南至欽廉。陳濟棠還聽從省政府主席林雲陔的建議，聘請嶺南大學農科教授馮銳根據廣東土壤、氣候及市場等情況擬定了廣東蔗糖業的3年計劃書，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就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6個制糖廠及附設酒精廠，日榨糖7000噸，開創了民國時期廣東制糖業的最高記錄。與此同時，陳濟棠還籌集巨資從丹麥引進設備，建成了西村水泥廠，使該廠成為當時中國南方最具規模的現代化工廠。之後，陳濟棠又興辦了一批獲利較大的硫酸廠、化肥廠、飲料廠、紡織廠、造船廠等在廣東乃至南中國較有名氣和成功的工廠企業。在陳濟棠的一番經營下，廣東的“民營工業”從幾百家發展到2000餘家，總資本也從先前的654萬元增至1500萬元。與其他地方實力派有所不同，陳濟棠熱衷於教育事業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從1932年至1934年，陳濟棠連續籌措巨資完成了中山大學新校舍建設事宜。1933年，陳濟棠又讓省政府撥款 200餘萬創辦了以古應芬（已於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為名的“勷勤大學”，並於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開課。此外，陳濟棠還以籌資、自捐等方式，先後創辦了中山圖書館、廣州音樂學院、廣州國醫學院及數十所省立、縣立師範學校，並使全省的中小學數量分別上升了20%和46%。為推進他在廣東的建設大業，陳濟棠對各種專業人士，尤其是留學歸來的科技人員，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優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請建築師劉大鈞，以2000元大洋聘請研究軍事化學的香港大學教授黃新彥。受陳濟棠的禮賢重才感動來粵工作的著名人士還有鄒韜奮、張東蓀、張君勱、林礪儒等。
陳濟棠主粵期間，廣州的商業也取得了蓬勃發展。1933年，廣州各行商店總數達22178 間，平均50人就有一間，1934年上半年就新開張商店3646間，商業區惠愛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帶，擴大到了永漢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東山等地。1933年，廣州的商業銀號（銀行）有498家，每日開設早中晚3次銀市，其交易的規模與繁榮超過了香港。陳濟棠還通過舉辦展銷會的時機，組織華僑到廣東考察，以便進一步發展貿易，加快市場繁榮。
為了改變城市面貌，陳濟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帶新建可容納近10萬戶的平民住宅，整理、擴寬內巷街道1356條，新修馬路50餘條，使羊城面貌煥然一新。1934年開工、1937年落成的愛群大廈，成為“陳濟棠時代”的大軸之作。廣東的公路、鐵路以及航運交通，也相繼獲得了巨大發展。陳濟棠統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總長僅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論總長度還是地理密度都超過山東和江蘇，躍居全國第一。1933年2月15日，橫跨珠江兩岸的第一座大橋——海珠橋建成通車，這無疑又是陳氏3年計劃的一個標誌性成就。為了表示對妻子莫秀英的愛意，陳濟棠還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長橋碼頭，命名為“秀英碼頭”，這個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陳濟棠發展廣東地方經濟，主觀上自然是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以增強與蔣對抗的實力，同時便於自己聚斂私財，但客觀上也確實促進了廣東的建設事業。有學者稱，陳濟棠為“廣東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帶來了近代百年未曾有過的建設機遇”。以廣州為例，1929—1935年物價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銀元購買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廣州一舉成為華南的“首善之區”，整個廣東也跨進了民國年間的“黃金時代”。
1980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從美國回國參觀的陳濟棠第十子陳樹柏教授時，曾說了一段頗令陳樹柏意外和感動的話：“令尊治粵8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鄧小平還親筆書寫魯迅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贈與陳樹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