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管時期對戰犯比較嚴厲。”劉家常當時被下放到偏遠鄉鎮，不能再參與管教戰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權力被剝奪得幹乾淨淨，戰犯們被批鬥也成了家常便飯。
“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楊不平事件。”劉家常說。
楊不平曾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一次他看到報紙上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時，頗不以為然地說，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是根據憲法規定、經過全國人大投票選舉出來的，如果他有錯誤，不能再當國家主席了，那也應當按照憲法規定，經全國人大討論，投票通過罷免。現在扣上個赫魯曉夫帽子，就推翻下台，這種做法違憲。
可想而知，楊不平自然成為戰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罵侮辱，“非筆墨可形容”。目睹這種狀況，當時的戰犯都認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絕望。
直到一份《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死亡情況的報告》出現在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事情才開始起了變化。
報告列舉了1966年到1971年歷年戰犯死亡的具體情況，以及危重病犯的情況。報告顯示，1966年戰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兩個月死亡3人。
從此時起，重啟“特赦”似乎就已經開始了準備工作。“每個戰犯的基本情況開始要向上報告，包括歷史罪惡、改造表現、處理意見等等。”劉家常說。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者們，也沒有預料到中央會全部特赦在押戰犯。實際上，按照他們的方案，要留下8名戰犯，其中包括周養浩－－－殺害楊虎城將軍和宋綺雲兩家六口的主凶。
“我們的方案往公安部報，打了好幾個來回，但都被否了，最後的結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劉家常說。
願意去台灣的，也可以去
戰犯們的離開可以稱得上“風光”－－－政府為他們發放了生活用品，從衛生紙到糧票，一應俱全。當卡車載著他們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當地群眾夾道歡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戰犯的模樣”。
但管理所內卻亂成一片，“像是敗退”。根據規定，特赦人員的衣物和筆記要上交，一律不得帶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