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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半生》手稿 |
一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擊，儘管它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寫得不錯”的書。而認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階級兄弟，當然，也有在特定的“極左”時代精神迷亂者。歷史是斑斑點點的幾行陳跡，或許還能從中抽繹出一家出版社對這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作出突出貢獻的史實。
溥儀挨批評與困厄前的徵兆
1965年4月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申伯純找溥儀談話，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的批評。溥儀被特赦到全國政協工作之後，總的來說，繼續改造得不錯，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滿情緒。譬如，吹自己寫了《我的前半生》，在會見外賓等場合，未保持好謙虛謹慎的分寸，等等。周恩來總理說：“又為他出書，又常見外賓，不要飄飄然，飄飄然就要退步了。”“在撫順，進步。到政協，退步就不行！”周總理還給申伯純下了“命令”：“把溥儀交你，不能壞！”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日理萬機，一直代表著毛主席，十分關心對包括溥儀在內的獲釋戰犯的思想教育問題，嚴峻中飽含殷切的期望。
溥儀在自己的日記中檢討了自滿情緒（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與《我的前半生》相關聯的是申伯純的一句對周總理的批評進行理解的話：“我揣度，出書事實上有別人幫助。”這個玄機，伴隨著與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同時的這本書的版權糾紛的發展，逐漸被公開且詳細化了。
周恩來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問世一年之後，就把“又為他出書”的玄機道破了。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爾所言，同一句話，由不同的人說出，其含義大不一樣。溥儀的“飄飄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總理和溥儀離開塵寰之後，誰能抑制溥儀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飄飄然”呢？
周總理針對《我的前半生》的言論，是批評溥儀的一個角度。在20世紀60年代，還有針對這本書批評溥儀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於1964年3月正式面世後，有一些讀者致函群眾出版社，批評這本書宣揚皇帝的顯貴，是“階級鬥爭的激烈表現”。較為典型的是偽滿時期溥儀的直接受害者、長春市政工程處職工孫博盛的批評。這位當年溥儀的“童僕”，表示對這本書的出版“抱著憤恨的心情”，並提出由群眾出版社做出檢討，否則要向中央寫信告狀。此事後來不了了之。群眾出版社妥善保管著這些信件，沒有告訴溥儀，以免給他平添緊張和不安。時間又過了兩年，孫博盛終於直接和溥儀 “過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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