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000多名高校畢業生陸續奔赴京郊1853個行政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
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會有差距。兩年的實踐，讓理想滿懷的大學生村官們變得更加務實，但他們的地位卻很尷尬：工作范圍有限，權力有限，未能進入決策層。一位大學生村官說：農村改變我比我改變農村多。
從2008年開始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這是經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等部門對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的最新部署。
而此時，雲曉波已經在北京大興區黎明村擔任了兩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學生村官之一。2006年，經過層層選拔，過五關斬六將之後，雲曉波被聘為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黨支部書記助理。
據統計，目前北京大約有5000名大學生村官，今年的招聘工作結束後，這個數字將達到8000人。根據前兩年的報名情況來看，報名和錄取的比例為6比1左右，其火爆程度可見一斑。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末，我國部分省份就已經開始了“大學生村官計劃”。高校畢業生在農村任職的探索之路已有十餘年之久。
按照中央精神，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對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造就經過基層實踐鍛煉、對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的黨政幹部後備人才，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戰略意義。
雲曉波的父親似乎沒有想那麼長遠，軍人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兒子到農村“吃點苦，鍛煉鍛煉”。
雲曉波沒有辜負父親，去年夏天，他被評為北京市“優秀大學生村官”。
“眼裡要有活兒”
“我們村的檔案管理是全市的試點。全村464口人、146戶，去年人均收入上了9000元。”這個戴著眼鏡，身著白襯衣、西褲的村官滔滔不絕。在雲曉波剛進入這個村子時，就挨家挨戶地走訪，“走訪老黨員、五保戶”，對村裡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現在做的主要是辦公室的工作，比方說做總結，寫各種公文，做些表格，整理檔案等。”雲曉波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除了書記和主任給他交待的任務，他還會主動發覺他們沒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提前完成一些工作。
在雲看來，就是“眼裡要有活兒”。今年他給自己找了個“大活兒”──建個網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紅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們都是在大棚裡種植，產量高，品質好。“去年大興的全國西(甜)瓜節上，前3名都讓我們村拿了。”雲有些自豪，他想通過這個網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傳作用，最終實現網上銷售。
經過書記的同意之後，雲曉波開始四處聯系網絡公司建網站。起初，一家公司開價1萬，雲曉波嫌要價太高。隨後，他坐了兩三個小時的車到市裡，來到百度的辦公樓。他和百度洽談得很順利，對方答應只需3000元就可以建站。
今年3月份，網站建成，同時雲曉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項任務──網站後台的維護。“這個網站還得加上‘供求平台’，買賣雙方的需求都能貼上去。”雲曉波說，實現網上銷售最大的好處是“農民省事兒了”。這是促使雲曉波辦網站的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買家不上門收瓜，農民們就要拉著一車車的瓜經過兩三個小時的顛簸到城裡賣。這些農用車大多沒有牌照、燈也不全，農民只能半夜兩三點結隊去新發地──北京最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欺行霸市的，他們必須結隊去佔地方賣瓜。”雲解釋，“如果能上門收購，他們就省很多時間，省下來的時間學電腦多好。”
借助於這個網站，雲曉波還有更大膽的設想：“想做個甜瓜協會，把我們這一片種甜瓜的都涵蓋進去。做好以後，新疆、內蒙古的瓜農可以和我們聯系，這樣這個網站的貨源就很多了。”
其實，2006年雲曉波剛到村裡時，他就想著給村裡招商引資。他通過熟人找到了投資商，“主要是在村裡種植靈芝，生產營養保健品”，他還請來了專家進行實地勘察。由於規模比較大，涉及到佔用農民土地問題不好解決，此事最終不了了之。雲曉波的第一個項目就此夭折。
“你帶來了什麼項目？”
類似的問題女村官劉佳也遇到過。劉佳是通州某村的黨支部書記助理。她所在的村莊，離河北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這裡沒有青山、也沒有綠水。一望無際的農田，成片開放的桃花，是這裡唯一的景色。
對一直想從事農業旅遊開發的劉佳來說，桃花是她唯一可選可開發的景。她很想辦桃花節，每年春季，辦得成功的話，村裡就會有筆可觀的收入。然而擺在她面前的現實卻讓她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念頭。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樣，連成一片花海。由於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樹的管理成本相對於種糧食作物來說要高很多，桃農砍去了大片的桃樹。劉佳為之痛心。
即便這些桃樹沒被砍掉，劉佳的“桃花節”夢也很難實現。在這個只有200多口人的村莊，大多數年輕人都到城裡打工，“他們在京城裡頭隨便找個工作都比種地的收入高”，留在家裡的都是老人，他們安於現狀。“要是投資辦農家院之類的，農民也不願意做，農民擔不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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