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會深陷信任泥潭的背景下，江蘇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李新平依然為強捐辯護，著實讓人錯愕。包括阜寧縣在內的江蘇鹽城下轄各縣市區，多年來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等為當地紅會的“博愛萬人捐”活動捐款，並按級別規定數額。此舉遭輿論質疑。
現代社會裡，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完全發軔於自願。慈善可以動員，但無法強迫，捐還是不捐，捐多還是捐少，只能依靠捐贈者意願。李新平身為省級紅會的黨組書記兼副會長，將“紅頭文件敦促捐款”“按級別規定數額”“工資卡直接劃扣”定性為“一點不過分”，不啻為對慈善原則的常識性背離。
李新平的辯護，當然不可簡單理解為對慈善的理解偏差。實際上，隨著民間公益組織的不斷成長，加上民眾捐贈意願的增加，慈善的運作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由於日益湧現的民間公益組織為慈善引入了競爭，紅會原來那種“一家獨大”的寡頭地位，開始逐步消解，處在競爭中的紅會，再也無法像往常那樣一呼百應，這給紅會帶來了很大的生存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李新平逆潮流而動為“強捐有理”辯護，恰恰體現了危機中的紅會人的一種現實性選擇：支持強捐，依靠行政身份、行政指令為紅會的生存兜底。
過去數年的紅會發展，可謂一帆風順，旱澇保收。一方面，紅會作為官方認證的指定機構，獲得了不少政策上的特權和優勢，包括以紅頭文件式的行政指令為募捐開路；另一方面，強大的輻射能力和覆蓋面，使得紅會對捐贈的吸收能力格外強大。這兩方面的優勢，成就了紅會一家獨大的地位，卻也在加劇紅會對行政身份的依賴性同時，削弱了自我改革的動力。
面對信任的沉降，以及公益組織的激烈競爭，紅會面臨的突圍壓力可想而知。但和李新平為強捐辯護所一脈相承的是，紅會的改革措施，並未觸動其行政化沉屙。對於行政身份攜帶的特權和優勢的依賴，對於獨立生存、自主競爭的排斥，在“強捐有理”這一擲地有聲的辯護中，實在太過清晰。
在慈善觀念逐漸成熟，紅會信任危機越陷越深的當下，為何還有紅會人為“強捐有理”辯護？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換一個問法：在公民慈善意識趨於成熟的社會裡，為何還有紅會人對依靠行政力量為生存兜底的運行方式抱有幻想？
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答案，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在紅會內部連“依靠行政力量為發展開路的時代早已過去”這樣最低層面的共識都沒有取得，如果紅會人還是固守殘缺地認為，行政身份才是紅會的救命稻草，那麼紅會必然會走進一個無法走出的死胡同。（時間：5月22日 來源：新安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