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要理由在於，“我只是行賄，為什麼判得比受賄還重？”原全國人大代表、“粵北首富”朱思宜的抱怨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刑法的規定，個人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楊成勇收受朱思宜的賄賂達到20萬元，並且幫助他謀取全國人大代表這樣一個職位，就算他有坦白、自首等從輕、減輕情節，也不至於才判處緩刑四年？
但朱思宜以楊成勇判處的輕為由而認為自己判的重，卻並沒有道理。刑法規定，個人犯行賄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犯單位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朱思宜代表宜達公司向韶鋼第一物資公司原副經理閻蜀南及葉樹養(韶關市原公安局局長)等人行賄共1693萬元；自己個人向葉樹養、楊成勇行賄共220萬元。法院以行賄罪(判刑12年)及單位行賄罪(判刑5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這個處罰是恰當的。
但從朱思宜的抱怨中揭示出的幾個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首先，就是貪官的處罰普通偏輕漸成一種趨勢。數據顯示，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33519名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緩刑，職務犯罪案件的年均緩刑率高達51.5%；被判有罪但免予刑事處罰，或被判處有期徒刑但適用緩刑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像一些貪官動輒就是貪污、受賄幾個億，仍然不會被判處死刑。在這種背景下，楊成勇受賄20萬元被判處緩刑就不足為奇了。朱思宜的抱怨再次提醒我們，不要光看查處了多少貪官，更需要關注貪官是否接受了公正的處罰。
朱思宜的抱怨也揭示了一個法制不統一的問題，同罪不同罰、同案中不同被告人處罰尺度不統一是長期困擾司法實踐的難題。因此，解決這一問題顯得迫在眉睫！（時間：11月28日 來源：珠江晚報） |
